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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oTung
管理员先生歸國後,適清政府設立商部(後改農工商部),以載振為尚書,廣攬人材,以伍廷芳陳璧分任侍郎,徐世昌與先生分任左右丞。雖先生對於外交學研究已有數年,雅不願舍此就彼,然自是先生乃得大用。商部設有通藝司,專管鐵路、輪船、電信,以及工業、礦務之事,先生致力於交通事業乃自此始。曾請準頒布鐵路簡明章程,為後來鐵路法規的張本。又令各鐵路督辦大臣按期填送表譜圖冊,自後始有初步的鐵路統計。又如厘定全國鐵路軌製,明定以四英尺八英寸半為標準軌距,以及頒布路務議員章程等,皆由先生主其事。此類初期交通建設擘劃的功績,乃為先生文名所掩,恐世之知者或不多。先生在部並創立北平祖家街之工業學校,又為商務印書館與上海科學儀器館立案成立。先生四十一歲升任商部侍郎,其明年署理農工商部尚書。正在先生年富力強勵精圖治之時,其太夫人在京逝世。按照清製,凡正缺官員有父母喪即須開缺,先生於是開缺居喪,而農工商部自後即一蹶不振。
其時郵傳部已成立,任尚書者為先生在商部時之同官陳璧。所有路電郵航之事,已由商部移歸郵傳部主辦。上海交通大學之前身,即高等實業學堂,亦由商部移歸郵傳部管轄。於是陳氏奏請以先生任此校監督。先生到校以後,將普通工程科改為鐵路工程科,後改為土木科,創設電機工程科,商船科,與鐵路管理科,自是學校教育始以交通事業為對象,實行建教合作。先生添聘英美教授,提高課程水準,增加試驗設備,建築圖書館,每年派遣畢業生赴國外深造及實習。先生在校則提倡國學,自編大學國文講義,星期日自己授課,每年舉行國文大賽,並提倡體育、拳術、音樂、演講,倡導軍國民教育,使學生實行實彈操練,大開教育界風氣之先。先生設教以勤儉敬信為訓,以求實學務實業為鵠的,以出處進退辭受取與為人生大節,儉以養廉為立品之始基。當先生在商部時,有某巨商請辦鐵路,又有某巨商請辦銀行,曾向先生致送巨金,皆為先生所峻拒斥責。故先生以前清一品大員,而寒素逾常人,其淡於榮利與安貧樂道的風格,即此一點已給予後進一個極深刻的印象。
先生少受業於王紫翔先生之門。初攻性理文學,常書毋不敬、毋自欺六字於座右。十八歲開始作讀孟劄記,理學亦日進。二十歲始從事經學,受業南菁書院先後院長黃元同王先謙兩先生之門。尤喜治易經,作周易大義,顏其齋曰茹經堂,著述之盛自此始。自遊京師,獲交當世賢俊,始稍周旋於世故。二十五歲始授徒。館於顧氏家。自通籍從政後,更注意經世之學,為文亦以奏折或公牘一類為較多。戊戌年清室醞釀政變,先生“謹殫竭血誠以維國脈”一折為人傳誦,有聲於時。自長滬校後,編成曾子大義二卷,國文陰陽剛柔大義八卷,古人論文大義二卷,論語大義二十卷,孟子大義七卷,大學大義一卷,中庸大義一卷,為學生習文治學之範本。離校以後之十餘年間,著有十三經提綱十三卷,周子大義、程子大義、朱子大義、張子大義各若幹卷,洪範大義三卷,性理學大義十四卷,政治學大義四卷,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八卷,尚書大義二卷,詩經大義九卷,禮記大義五卷,陽明學發微七卷,紫陽學發微十二卷,周易消息大義五卷,此皆先生七十以前著述之大者。自後以完全失明,猶以口授著述無一日或息。先生生於叔季,雖抱匡朝政抒國憂之盛德宏願,而不獲多見於功業,退而講學,以正人心維世道為己任,聞風感發,立德立言,可謂不朽矣。
ChiaoTung
管理员頭上
頭上何所有?玩意兒多著呢!操帽,禮帽,草帽,呢帽,紅頂瓜皮,法國小帽,棒球小帽,哥侖比亞克特,眼罩子,發網——絲的絨的都可以——種類是這樣地多。顏色更是說不清楚。
腳上
不用說:皮鞋要比中國鞋時髦些,高跟鞋要比平底鞋多些——女同學的腳上。——勇壯的要推球鞋,巧捷的要推跑鞋。鞋的樣式,材料,顏色,用處,各不相侔。如果開一個展覽會,真是極“鞋族”之大觀了。
手上
手上的裝飾,在指上有戒指,在腕上有手表,寒天自然少不了手套。可惜手背和手心未曾生出肉瘤子;不然,又不曉得要添甚麽新花樣了。然而一大部分同學,還是兩手空空的。
(丁)飲食
吃
三個銅板一包的花生米是要吃的,幾元錢一客的大菜也是要吃的。甘蔗可以當作簫,飯後差不多有人來往不斷地吹著。可是越吹越短,末了一齊吹到肚裏去。此外香蕉,蘋果,梨,橘,糖果,冰淇淋,都是我們的恩物。大約嗜瓜子的頂少,因為費時久而收效少,這是不合吃的經濟原則的。
喝
喝的玩意兒多著呢!從牛奶,咖啡,可可,各種汽水,以至到高粱,花雕,香檳,白蘭地,威士忌,法國燒酒之類,都能上學生們的嘴唇。酒肆的買醉,和書齋的小酌,這是無可避免的。
抽
大學的學生,肺部已健全了,自然不禁止抽煙。於是紙煙,板煙,雪茄,不斷地在一部分同學的嘴上接觸著。說起紙煙來,三炮台已不時興了,至少要抽鐵錨牌。不過就是抽大聯珠,也無人反對。此處要鄭重聲明的,就是:水煙,鴉片,同學一致拒絕入口。
(戊)嗜好
電影
因為需要克拉蘭寶的吻,所以每逢假日,不得不在影戲院裏擠進擠出。如果克拉蘭寶——也不限她定,哪一位都成,隻要美麗。——真能夠從銀幕下來,而且就愛上他,那真是天外飛來之喜。這個美夢隻好讓單身漢想去,帶了愛人一陣看電影的,是不準享受此種特權!
大戲
“我好比”也成,“一旁坐下”也成,嘴裏都得哼幾句。有了機會粉墨登場,那更是滿口的“忠臣,奸臣,大姑娘,大嫂。……”亂叫起來。為了上海的舞台上不能常常有名角,所以他們隻好代以留音機。
跳舞
打扮得好好的去跳舞,這在少爺派的同學不算一回事。黃婀娜,李愛麗,都可以伴舞,要的是大洋。本來跳舞是交際的必需品,不光是男同學個個要去跳舞,女同學也得跟著一陣跳吧?
音樂
中樂,西樂的聲浪,是彌漫著全校。胡琴的激昂迫急,和梵啞鈴的悲壯抑鬱,常使我們不懂音樂的人感動。殆所謂弦歌之聲,繞梁三日,這真是美的生活啊!
ChiaoTung
管理员老爺
雖然沒有養胡子,然而老爺的架子已經十足了。無事的時候多,除去提起嗓子叫幾聲“茶房!”而外,隻坐在安樂椅上不動。上課在他們是辦公。辦公以外,如果高興加入甚麽團體的活動,那真是例外了。
丈量員
怕交大的地皮讓人家侵占了,他們丈量了又丈量。尤其怕大操場上麵出了甚麽意外,所以每每三五成群的去測而又測。有人說他們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因為常常有“洋大人”跟著指示他們。然而我知道:他們隻是致力土木工程的同學。
藥劑師
今天把甲瓶的水倒入乙瓶,明天又把丁瓶的水倒入丙瓶。天天做這樣摻和混合的工作,弄得室內室外,臭氣衝天。一個不小心,自己的衣裳,沾著藥水,就算完了。費心費力,然而始終未曾造成藥水給人家治過病,因為他們隻是在試驗化學啊。
(乙)形貌
自
我們是黃種人,“白”自然是例外。一提到白,恐怕就要猜到女同學上麵去吧?然而三五個同學頭上的幾莖白發,也不能說它是黑哪!還有:一部分男同學的手臉是特別地白。如果和他住在一個房間,晚上的電燈,因為受著他的反映,也許格外光耀些。
肥
肥人是最討厭不過的了。假使和他共一個座兒,他老是故意地侵占你的地位;他說:這是天賦肥人獨享之權利。現在銀價低落,物價高漲,他們也許是怕豬價騰貴,因而影響到油價,所以預先都在身上辟一個“脂肪儲蓄部”。
細
頭發是細了,女同學的眉毛尤其細。隻可惜畫眉乏筆,還未成理想的細。將來總有一日,能把眉毛畫成幾何線一樣,料想風氣所播,全國都要響應的。
粗
不細就近於粗。前麵曾經說:運動大家的“膀”和“臂”固然粗,肥蜜絲的“小腿”也不能算細。如果這三樣寶貝比賽起來,還不知誰得第一獎呢?可惜西湖博覽會已經閉幕,這個問題隻好暫且放下了。
瘦
瘦和肥恰恰相反。所以瘦同學每每和肥同學交好,為的是有了機會,可以大揩其油。
黑
除了黑眼睛珠子黑頭發是人人所有的而外,男同學還加上幾根黑胡樁子。這在女同學看見了,隻好氣煞,因為是絕對爭不贏的。
(丙)服裝
上身
絨衫是運動大家的製服,學生裝是革命同誌的象征。老爺自然常常地披上馬褂,小姐卻索興套一件小背心。少爺非西裝不穿,書蟲是甚麽都隨便。奇服異裝不在乎,五顏六色都可以。
下身
西裝褲子是最時髦不過的了,無論上身是中裝西裝都行。女同學,隻看見美麗而光滑的絲襪子。因此有人疑惑她們是僅僅地穿了一雙絲襪子而已,我以為這是誣蔑。
ChiaoTung
管理员電機同學為學校裝電燈
看到電燈,隨時就會想到我們電機工程第一班的孫世芬學長,他和他哥哥世華都是前清宣統三年夏天畢業的。他在校成績的優良是空前的;每次月考平均分數是一百分,期考平均分數也是一百分,畢業考試平均分數依然是一百分,這樣的好成績實在少見。又母校的全部電燈是那年正月裏電機第一班全體同學親自動手裝置,留下的紀念品。他們畢業後,全班派赴美國留學。我於民國七八年間在福州遇到世華學長,談起乃弟世芬,知道他在廈門電燈公司充任工程師。十六年春我再去福州時,聽說世芬學長已作古人,天才夭折,惜哉!惜哉。
黎元洪電囑起義的傳說
民國前一年秋,革命軍在武昌首義,各省聞風紛紛響應,未幾校中即傳說,鄂軍都督黎元洪有電報到校,要求我校同學,聯合龍門師範和聖約翰書院兩校的同學,同時起義並奪取上海製造局,但是那封電報我們始終未曾見到。我校的監督唐文治先生是讚成革命的,一切采取放任主義,不幹涉學生的行動,許多同學皆躍躍欲試,待機而動,適前師範班的鈕惕生學長領導學生軍攻打製造局,本校幾個運動健將均曾自動前往參加;因為人心思漢,革命軍沒有費甚麽力量,就很順利地光複了上海。
清末足球隊名將
前清末葉,母校的甲組足球隊即已蜚聲江南,就餘記憶所及,如中鋒唐容斌,中堅古榮彪,左右翼陸品琳、席德懋,守門張椿齡,堪稱當時的五虎上將;其他如左右鋒唐容賡、席德柄,前衛高文蔚、程鵬翥,後衛鼎錫、唐容敬,球藝亦皆超群;課餘常與西人足球隊比賽,互有勝負。每年必與聖約翰足球隊來往作戰各一次,競爭之激烈,不亞於美國之哈佛與耶魯,英國之牛津與劍橋也。
昔日少年,今成白發,除唐容斌學長於民國初年因反袁嫌疑,被拘入獄,釋出後,不久即病故外,席氏弟兄均係財政金融界名人,德懋已客死美國紐約,高君在抗日戰爭前曾任首都電話局材料課課長,某君前係招商局及民生公司老船主,其餘諸君皆不知浮沉何處矣。筆者是當年的球迷,也是乙組隊的守門小卒,不是甚麽鋼門鐵門,不過是個容易打破的玻璃門罷了。
ChiaoTung
管理员在江南各大學中,母校的足球隊是頂尖的,每次球賽,所向無敵,鐵門周賢言,中外聞名,我們預科也有鐵門,即範家駒校友,經周鐵門傳授絕技,已青出於藍,每次球賽,我們小兄弟跟著老大哥在看台上助陣,那時啦啦隊長是陳振銑學長(名會計師,去歲病逝),喊聲震天,鑼鼓齊鳴,常使敵人喪膽,我隊直搗黃龍。凡母校校友都能熟背當年的啦啦歌:
Nanyany will shine to?night, Nanyany will shine… Shi! Bang! Bang! Nanyany, Nanyany, Ra! Ra! Ra!
兩次請願
在預科三年中,參加了兩次請願,記得有一晚上睡夢方酣,聽到大聲叫喊“交大同學起來”,大家睡眼惺忪披衣奔赴大操場集合,參加各大學赴市政府請願釋放被拘同學,立刻跟著隊伍啟程,步行一晚到達江灣市府,一路跟著大家喊口號,饑寒交迫,那時市長是吳鐵城先生,秘書長是張嶽軍先生,市府顧念我們跑了一晚,發放大批剛出爐麵包,大吃一頓,情緒鬆弛,市府也釋放拘留同學,皆大歡喜。
第二次請願為了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目的地是南京,政府為了阻止前往,停開火車,於是母校同學大顯身手,機械、運管係同學接收了整個京滬鐵路,坐上司機座,汽笛一鳴,載著全上海大學生直駛南京,政府無法阻止,要我們集合在中央軍校大操場,教務長張治中先在台上黑板寫著“不準喧嘩”、“不準拍手”等等,隨後蔣介石全副戎裝出現講台,曉諭政府已有整個抗日計劃,各同學應努力學業建設國家。最後他說假使你們有心從戎,歡迎加入中央軍校。在軍校飯廳享受了親切和豐盛午餐後,全體坐原車返回上海,無一留在南京。
自民國十八年進入預科,二十一年升入大學,二十五年畢業,經過半個多世紀,其間經曆兩次世界大戰,八年抗戰,備嚐顛沛流離之苦。但我們在預科三年多彩多姿的生活,不愁升學,不愁就業,實在是畢生黃金時代,值得回味和懷念。
預科在台級友有殷之浩、徐永瀛、劉曾適、康士培、張學鼎。在美國有任家誠、史祖恩。在新加坡僅謝長生一人。
ChiaoTung
管理员黃大鈞,福建永福人,已故。
陸夢熊,原名徵瑞,字渭漁,江蘇崇明人,曾留學日本,在交通上服務甚久,現任交通部專員。
郭弼,字奇遠,浙江瑞安人。
彭清鵬,原名清棟,字彥頤,今字雲伯,江蘇吳縣人,在司法部任秘書甚久,現任司法行政部科長。
穆湘瑤,號恕齋,今號恕再,江蘇上海人,曾在警察上服務,現營實業。
單毓年,字耆仲,江蘇泰縣人,已故。
費毓桂,字梓怡,江蘇武進人。
劉伯淵,號淵士,江蘇陽湖人,經營工商業。
潘承鍔,原名鈺,字硯孫,江蘇吳縣人,律師。
錢詩楨,字複三,江蘇太倉人,已故。
鍾觀誥,字衡臧,浙江鎮海人,精化學,已故。
鍾枚,字卜岑,浙江杭州人,曾在浙江行政上服務。
謝澄,號希範,一字無量,今以字行,四川樂至人,善為文,現任監察院監察委員。
儲桂山,字馨遠,江蘇泰縣人,已故。
魏斯靈,號阜甌,江西金溪人,曾任江西財政廳長及國會議員,已故。
薩君陸,字幼實,福建閩侯人,曾在中央觀象台服務。
民元前十年之夏,曾攝影一次,胡君仁源為之記,其文曰:“壬寅夏,為我同人入學一周年之期,休假前數日,共攝影於上院前廊之下,與其列者二十有六人,中立者蔡先生鶴卿,王先生枚伯,其後則李君叔同,其右則殷君次伊,劉君淵士,陸君渭漁,林君洲髓,王君莪孫,貝君季眉,黃君楚南,薩君君陸,穆君恕齋,林君同莊,儲君馨遠,範君彥矧,陳君永蕃,徐君敬熙,鍾君樸巨,其左則吳君叔田,郭君奇遠,項君偉巨,張君蔭閣,邵君仲輝,唐君鏡岩,魏君阜甌,程君儷笙。”(下略)是其時,除餘與王君外,特班生參加者,不過二十四人而已。
特班章程第一條雲:“特設一班以待成材之彥之有誌西學者”,是課程重在西學;又於第四條規定:“功課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初級功課,後期為高級功課,各限三年卒業。初級功課為英文之寫誦文法章句;算學之數學、代數、幾何、平三角;格致化學之手演。高級功課為格致化學之闡理,地誌史學政治學,理財學,各學是其本意在以英文教授政治理財等學,養成新式從政人材,而於初級中補受數理化普通教育也。
因特班生對於初級功課,有已習或未習者,故均在中院上課,或插班或開班,我已忘之。我所憶及者章程之第七條所規定,“西課餘暇當博覽中西政事諸書,以為學優則仕之地”。特設教員二人以管理之;其一任監督,初聘江西趙君從蕃任之,趙君辭職後聘黃岩王君舟瑤繼任,其一任指導,則由我任之。
指導之法,稍參書院方式,學生每人寫劄記由教員閱批,月終由教員命題考試,評次甲乙,送總理鑒定。其時學生中能讀英文者甚少,群思讀日文書,我乃以不習日語而強讀日文書之不徹底法授之。不數日,人人能讀日文,且有譯書者。
特班開辦於民元前十一年之春,解散於前十年之冬,自始至終不及二年,不特章程第四條之初級功課未能修畢,即第七條之自修恐亦影響甚微,其中多數特班生卒能在學術上社會上有貢獻者,全恃此後特殊力學之結果耳。惟同學聚散,不無雪泥鴻爪之感,黃任之君曾於國民十六年邀集特班同學在上海半淞園聚餐,到者不過十餘人,忽忽十年,尚未有第二次之集會,適交通大學四十年紀念冊征文,餘以此事亦校史中特別之史實,故就所憶及者記述之,以充篇幅。
ChiaoTung
管理员當時南洋附小招收的學生主要是上海及蘇浙一帶人,從較遠地方來的是少數,也有幾個從國外歸來的華僑子弟。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中在南京路上被帝國主義巡捕槍傷致死的華僑子弟陳虞欽就是南洋附小的畢業生(五卅時已在中院)。現在交大校園內還有一個石碑紀念他。
當時所有學生一律住校,平時不許出校門,要四個星期才準回家一次,也隻能是星期六課後回去,星期日晚飯前回校,星期天上午還要上自修課,準備星期一上課。不回家的三個星期日,可以出附小校門到上院或中院探望在那裏學習的兄長或親戚,但不許出大學校門,違反的就要記過甚至開除。
學校裏的生活規定得很呆板,洗澡理發都排有日程,輪流進行。洗澡是一星期一次,理發約三星期一次,要點名。吃飯和上下課都要排隊,魚貫出入。學生一律不許帶銀錢和零食,需要什麽東西,向老師說明,由老師批準後學校代辦,在預交的用品費內扣算。寄信不許封口,要老師檢查後代封代寄。上下午課間,有兩個吃點心時間,規定隻許吃學校代售的“強盜”餅幹(很硬,所以學生把它叫做“強盜”餅幹),而且要放在規定的一人一隻餅幹筒內,到規定時間,有人開門讓大家去吃,約一刻鍾左右,就要吃好退出。
因為學生全體住校,課餘時間很多,星期天如不是返家的“大禮拜”,學生也都在學校。此時就進行體育活動,因為學校對體育是比較重視的。
星期天在學校裏,學生還有一個活動,就是童子軍活動。據說童子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一個叫彼登堡的爵士創辦的。創辦的目的是在戰地服務,救死扶傷,並在活動和工作中學習一些有用的知識和技能。後來傳到中國。南洋附小一九一五年開始有童子軍活動,在國內算是較早的單位。當時領導童子軍活動的是體育教師沈維楨(字同一),後來擔任過上海市的童子軍總司令,去過丹麥參加世界童子軍大會。後來就把體育課改為童子軍課,學生入校,必須當童子軍,除訓練隊列體操外,還教一些軍事性的知識,如打結、救護、旗語、方位、烹飪、縫紉、架橋、露營等等。一般由老隊員手把手在實踐中教給新隊員,然後每隔一個時期進行考試。考試以實踐為主,個別或分批進行。及格的在一張卡片上寫明,並發給布製徽章,釘在童子軍服裝上。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搶去了這方麵的領導權,改組成為“黨童子軍”,就利用這一形式來灌輸反動思想了。
當時南洋附小對童子軍積極提倡,校長沈叔逵常常自己穿著童子軍服裝,與同學一起活動,並曾帶領一些幹部同學,用童子軍的名義,在暑假中到日本去旅行。
當時學製規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南洋附小開始時隻有兩個班,都是高小程度,三年製。又曾在一年級之下設立一個相當於初小四年級的預備班,成為四年(當時中學四年不分初中與高中)。二十年代,學製改為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因此南洋附小也改為初中小學共計五年。
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計二十年,是南洋中小學作為大學附屬學校的時期,是南模的前身。
ChiaoTung
管理员南洋公學後來改了許多名稱,叫過“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叫過“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叫過“交通大學”、“南洋大學”。但這個學校的學生,當時都喜歡叫它做南洋。有了校友會,就叫“南洋公學同學會”。
鄒韜奮先生曾在南洋附小讀過書。大概在一九一五年左右,他曾寫過一篇回憶文章叫《二十年來的經曆》,開頭第一節就提到他在南洋附小學習時的情況,提到了沈叔逵和另一位教師沈詠臒,對這兩位老師的評價都很高。
南洋公學附小在創辦時期,程度相當於後來的高等小學。學製先是三年,有一段時期是四年。課程設置,開辦時有修身、國文、曆史、地理、算術、理科、圖畫、體操等學科。第三年(一九〇三)起加唱歌,第五年(一九〇六)起加英文,一九〇六年加讀經,一九一四年又廢讀經,一九一〇年加手工,一九一五年起設童子軍及拳術。那時的學校設置,大抵仿效西洋和東洋兼而有之,因為林康侯、沈叔逵等都去過日本留學或考察,所以從日本模仿來的更多一些。
有兩個例子比較明顯:一是星期幾的叫法。在當時的學校裏,都以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來稱呼,這是從日本抄來的,日文中至今還是這樣叫的。第二個例子是唱歌課。據說把唱歌作為課程之一和用簡譜配歌詞,在當時是南洋附小首創。在此之前,教會學校唱的是讚美詩,有些中國早期的學校則代之以詩詞朗讀。南洋附小的沈叔逵從日本學來簡譜,以“獨、覽、梅、花、掃、臘、雪”七個字來唱1、2、3、4、5、6、7,並編製歌詞,教學生唱歌。他編歌時的筆名叫沈心工,後來有《沈心工唱歌集》若幹卷,在江浙各地也許在全國相當範圍內風行一時。大概現在年齡七十以上曾在學校讀過書的人,幼年都唱過他編的歌。其中有“男兒第一誌氣高,要想馬上立功勞……”的《竹馬歌》,還有批判婦女纏足的《纏足歌》,描寫母親為女兒纏足,女兒哭,母親流淚,在舊社會的傳統壓力下,她們既覺得不應該做,又被迫不得不做,刻劃心理,非常深刻,有一定的宣傳教育作用。這些歌詞在國內小學方麵盛行了許多年,一直到二十年代初期,黎錦暉、黎明輝父女的《葡萄仙子》、《毛毛雨》等歌曲盛行,才取而代之。
當時的南洋公學雖然是為培養洋務人材而創辦的,但後來的教師,大都受有維新派改良主義的影響,兩者混在一起,基本上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所以學校裏非常重視國文。後來長期擔任校長的唐文治(蔚芝),提倡國文更為突出,每年都要舉行全校國文比賽。南洋附小的校訓用的是南洋公學的校訓“勤儉敬信”四個字,唐文治曾為這四個字各作了一段小文。這說明當時的學校還是以講孔孟之道為主。
但與此同時,因為要貫徹西學為用,對英文、數學也非常注意。筆者是在一九一九年進南洋附小高小三年級讀書的,到一九二〇年畢業升入附中,當時學校裏英文課本是《Royal Reader》,有好幾冊,據說是英國人編來給印度人讀的。還有文法,讀的是《Nesfield Grammar》,通常叫納氏英文法,一共有四本,附小裏讀到二卷或三卷。數學方麵是教師吳廷璜(字叔厘)自己編寫的《吳編算術》,一共三本,題目比較多、比較深。
ChiaoTung
管理员盛宣懷等認為“師範、小學尤為學堂一事務中之先務”,除了聘請部分外國教師外,主要靠自己培養教師。一八九七年二月他張榜招賢,選拔師資;同時舉行了第一次公開的招生考試。招生廣告上用“不取修膳”、“谘送出洋”、“擇優獎賞”、“優予出身”為誘,向私塾競爭人材。因為不收錢,送出國,還給官做,一時間吸引了許多人。據回憶,各省前來應考的達數千人之多,其中多數是清寒子弟,也有一部分人是不滿科舉的有誌之士。經過不拘一格的嚴格挑選,百裏挑一,第一次錄取了師範生四十名。他們都是二十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其中許多人已是舉人、廩貢生。
一八九七年四月七日(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六日),公學師範院借徐家匯一所民房正式開學了。這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的師範院的誕生。
師範院學生的中文基礎較好,但西文西藝一點不懂。學校聘請了外國教師福開森、薛來西、勒勞爾、樂提摩等講授外語和數理化知識;中國教師有著名的翻譯家李維格,數學教師陳諸藻,物理教師陸之平,化學教師黃國英等。每天按鍾點上五六節課,學生按程度高低分班;課程有英文、日文、德文、數學、物理、化學等;中文課由學生自選自學為主,教師輔導,好像讀研究生。
為了使師範生能夠邊學習邊實踐,同時也解決中學、大學學生來源,一八九七年又辦了一所外院(即小學)。要衝破舊的教育製度,動員孩子上新式學堂是十分困難的。因此,當時招來的小學生都是十多歲到十七八歲的,程度也參差不齊。學校從師範生中挑選出最優秀的作外院的教師,組織他們自編教材,自己翻譯教科書,一邊學一邊教,把這所小學辦得頗有生氣,聞名全國,因而也逐漸吸引了許多優良人材,如民族英雄蔡鍔就是在一八九九年考進公學外院讀書的。當時他的名字叫蔡艮寅。
師範院和外院學生在校受極其嚴格的訓練,管理十分苛刻。除了給予新的科學知識外,還要受封建倫理的束縛,要朝聖拜孔讀經,以保存國粹。
公學的師生都十分愛國愛校,以國家民族興亡為己任,都十分刻苦的攻讀西文西藝等新知識,發憤要為社會作一番事業。當時學校有校歌叫“勤勉歌”,教育學生勤讀,講禮節,守紀律,做對社會有益的人。師範院有院歌《警醒歌》,是教務長張煥倫撰寫的,反映青年在國家民族沉淪時要立大誌,鼓舞青年刻苦讀書為國家為民族挑大梁,自覺奮發,不作“碧眼奴”,歌詞悲憤激昂。每逢初一、十五,校長率領全體師生沐浴後,戴大帽子,穿長袍,著大袖對襟的天青馬褂,腳登尖頭靴,集體到聖位(孔子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禮,然後簫管齊奏,師生和聲高唱。據校友回憶,唱時十分莊嚴肅穆,唱到高昂處,師生皆淚下。歌詞的內容到他們年邁時,仍念念不忘。
師範院共辦了七年(一八九七—一九〇三)招收了七十二名學生,為我國新式教育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教育家和實業家,如陳懋治、沈慶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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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他辦的學校要求首先學習英、法、日語言文字;學法律、公法、政治學、通商法、商稅法;學習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礦冶等。同時,隨著事業的變化,他及時改變專業設置,及時添設新的學科。例如,“南洋公學”在創辦之初,因為還是私塾當道,科舉盛行的時候,沒有教師也沒有學生來源。他就首先開辦了師範院,從培養教師開始辦學,次年又辦了外院(小學),從小學開始,然後升中學,升大學,解決公學學生無來源的困難。為了迅速培養翻譯人材,他又辦了譯書院,東文學堂,從現在看來就是外語專業了。為了適應清政府經濟特科的選拔,他又精心開辦了“特班”,專門培養政府官吏。為了鐵路事業的發展,他還辦了“鐵路班”。
盛宣懷辦學的基本方針,是照本貫徹洋務派的教育思想,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以,除了聘請中國的國學名家教授中國經史子集外,還聘請了洋人來教數理化和外語。除了聘請中國專家張煥倫作教務長外,又聘了美國人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為學校的監督(督學、洋教務長,這是因為清朝末年新辦的學堂都設“監督”這一官職而定的)。他是辦洋務的忙人,學校的具體管理聘請了同鄉好友何梅生作總理(校長)。他又不願意放棄權力,因此自稱為公學的“督辦”(這是清朝末年身份特別高的臨時機構主管官的名稱)。因而,他也就成了這所學校的最高的領導者了。
公學的經費由盛宣懷主管的招商局、電報局的商人捐獻,每年十萬兩銀子,這也是向外國人學來的。當時西歐一些國家學校的經費凡半由商人資助,半由國家付給,統稱“公學”。南洋公學的學生食宿都是公費,師範生還發給津貼,兼課的師範生還拿薪金。所以清寒子弟都願來報考“南洋公學”。
一九〇〇年,盛宣懷參與了英美策劃的“東南互保”活動,訂立了“東南保護約款”,保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西太後十分賞識他,盛宣懷的官愈大,野心愈大,清政府提升他為工部左侍郎、商約大臣、郵傳部尚書、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他投靠帝國主義,用“鐵路國有”的名義,將商辦的川漢、粵漢幹線作為抵押,借外債,出賣我國鐵路礦山主權,激起了鐵路風潮,引起人民公憤。
階級矛盾,統治者內部傾軋,使他的地位日益削弱。不久,商部戴振等即派楊士琦接管公學,改名為“商部高等實業學堂”。一九〇五年春天,盛宣懷結束了在我校的職權,脫離本校,以後,他逃亡日本,還繼續搞出賣漢冶萍企業的活動。一九一六年四月在上海病逝。
師範院的緣由
南洋公學作為新式學堂誕生後,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無師資。在私塾遍布、科舉風行之時,人們心目中的教育還是讀經考八股,走科舉仕途,得榮華富貴。教師也還是私塾老先生和孔子聖位。對分班集體聽課,有秩序的安排課程,講西文西藝的事,既十分新鮮又等待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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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起,先後向法比等國借款興築平漢、正太、隴海等鐵路,需要各級熟諳法文人員。除辦一法文學堂為培養普通員司外,並曾選派一批工程學生赴法比兩國留學。其中由南洋公學選派者,有王君壽祺(字稼成,曆任平漢鐵路工務處長),張君葆熙(字淑滋,亦任平漢鐵路工務處長),程君文勳(字韋度,留比,曾任萍鄉礦務局科長、平綏鐵路處長),程君文熙(字侯度,曾任鐵路機務處長),鈕君孝賢(字誌伊,曾任鐵路機務處長、交通部路政司幫辦)。此外容尚有幾人,不盡憶及矣。
南洋初期亦有學生赴英國留學,如秦景陽師(汾)係轉北洋後由北洋派遣者,胡君以珊(仁源)、衛師心薇(國垣)、張君劍心(鑄)差不多同時在英,其費別不得其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滬校第一次有鐵路科畢業,為中國有史以來鐵路工程專科畢業之最早者。是屆畢業生隻五名,其中派赴英國深造者計有吳君思遠,回國後一直在鐵路上任工程師數十年,筆者任粵漢鐵路工程局長時延為總段長,為我前輩,後來成了忘年之交。高君恒儒事跡不詳,胡士熙先生(春台)後來曾在滬校任教授多年,筆者為其門生之一。潘君善聞(禹言)後來改入銀行界,為北平中孚銀行經理。此外第一屆畢業者惟鄭君家斌未赴英,亦在鐵路任工程師數十年。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鐵路科第二屆畢業生中有王君繩善,亦於畢業後赴英留學,曾任湘鄂段機務處長及母校機械科長。
早期南洋學生的行業
早期南洋既辦有師範班、特班、譯書院、商務科、東文班、商船科等各種不同的科目,且辦有附中與附小,附中與附小畢業後又不一定入上院或選修工程科,一部分係轉向其他行業活動,故在民前之十幾年及民初幾年中南洋所出之人才各行俱有,範圍非常廣泛。例如外交界中,汪榮寶、章宗祥、唐在賢、曾宗鑒、徐謨、葉公超諸君是其例之著者。曾君宗鑒為南洋附中第一屆第一名畢業生,後任外交部次長及鐵路部次長。徐謨君與筆者於清末為附中同班同學。附中畢業後,改入北洋大學習法律。旋以外交官考試第一名進入外交部,遞升至上海特派員、外交部次長,出使土耳其國大使及海牙國際法庭法官。葉君公超於民國元、二年間在南洋附小肄業,其學名為崇智。嗣以家中北遷,遂改入南開,入外交部後,久任部長與大使,蜚聲國際。南洋學生改習軍事者大約不多;筆者憶及除上述留日學生唐君在禮外,尚有溫君應星係南洋公學時期學生,離校後赴美,西點軍校畢業;回國曆任軍警職務,位至中將,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在美逝世,葬於西點軍校墓園。南洋早年固辦有商科,早年同學中如徐恩元、吳榮鬯(震修)、徐新六(民廿七由港乘機赴渝為日機所襲擊遇難)、林祖璿(康侯),為銀行界知名之士。至工科學生中改業銀行者,如潘善聞(首屆鐵路科)、鍾鍔(電機科),皆在銀行界有顯赫之聲譽。後來上海及北平兩校皆添辦管理科,則在工商、經濟、金融各界露頭角者更多,自無足異。至於在教育界及工程界則人才自應更多。
中國家族觀念較重,每有父兄進入一校,而其子若弟亦往往以進入同一學校為榮。南洋辦理較早,而同一時期第一流學校又少,所以此種現象頗為顯著。筆者手中並無於此之統計資料。就記憶所及,則以徐氏幾昆季最為突出。徐名材(化工)、名植(機械)、名標(土木)、名模(化工)、名樸(管理)、名樞(土木),六位親兄弟,及其妹雲裳(化工),同入一學校,可謂最難得。此紀錄也許未被打破。又兄弟四人者有徐恩元、恩第(電)、恩曾(電)、恩培。又徐承燠(管理)、承礦(土木)、承熙(管理)、承然。三人者有徐維震、徐維綸、徐維明。兩人者有徐佩璜(化工)、徐佩琨(土木)。以上皆姓徐,豈以學校所在為徐家匯,故徐姓兄弟特多歟。此外兄弟四人者尚憶有胡敦複、明複、剛複、憲生。三人者有席德懋、德炳、德炯。鈕因祥(機)、因果(機)、因楚。陳體誠(土木)、體欽(機)、體榮(電)。此皆就清末民初者而言,隨後或有更盛者,至於祖孫父子同一校者,七十年來諒必大有其人,倘同學中能作一調查,足為校史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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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台任中華工程公司董事長吾師秦景陽先生(汾)為餘言,南洋的確於一八九六年開設師範班,翌年其兄(沅)即考入該班。其時中院房屋已先建造,師範生中多在前清已有功名者,秦師記憶所及,當時師範生中尚有王培孫(其後創辦南洋中學)、章宗祥(後任駐日公使)、林康侯(名祖璿,曾在校任職員,其後有聲於金融界,數年前才在港逝世)。秦師係庚子年(一九〇〇)考入預科,與胡敦複先生(其後創辦大同大學,現僑寓美國西雅圖,為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胡新南之尊人。)同為十五歲,而班次胡高於秦。庚子年北方發生拳亂,天津北洋停課,吳稚老原在北洋任教,至是則返南洋任教。
秦師又言“特班”之設係為年事較長而已考取拔貢或舉人者,其時年齡多在三十歲左右。其中有王世徵(閩人,舉人)、項驤(舉人,其後出洋遊學,習法科,宣統元年留學生考試授翰林院編修)、貝壽同(蘇人,習建築)。其時學員皆未習英文,進特班才授以英文,或在中院補習。又言光緒廿八年那年(一九〇二)校中發生一件所謂“墨水瓶”風潮。當時有位中文教員郭某,大約有點老學究的風度,以授課之預科乙班學生(秦師在預甲班)給他一次捉弄,把一瓶紅墨水偷偷放在這位郭老師的坐位上。郭老師坐上後,立即染得衣服一片紅色。當時郭老師質問是何人所做之事。大家都不敢做聲。結果有一位姓楊的同學把放墨水瓶的同學指出來,郭老師要求把這位學生開除。這本來是一件頑皮學生所鬧之事,大約因學校當局要把這個學生開除,於是軒然大波以起,發生全體學生退學之事。
據《蔡元培自述》一書所載:“我三十五歲(按為民前十一年即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那時候南洋公學還隻有小學及中學之學生。因沈子培監督(曾植)之提議,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擬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將來經濟特科之選。我充教授,而江西趙仲宜君,浙江王星恒君,相繼為學監。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我批改。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學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教他們,他們就試譯書。每月課文一次,也由我評改。四十人中以邵聞泰(原注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徵、胡仁源、殷祖同、謝澄(原注今名無量)、李淑同、黃炎培、項驤、貝壽同諸君為高材生。……”蔡氏自述中又有下列之一段:“……民前十年(一九〇二)學生全體退學,……我亦離開公學。……同任教員的吳稚暉、章太炎諸君都喜言革命,……我在南洋公學時所評改之日記及月課已傾向於民權與女權的提倡……亦公言革命。”其時公學退學之學生一部分自組愛國學社,蔡氏亦為學社教員。蔡氏原係清末科舉出身,為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嗣長中央研究院多年,其事跡為世人所習知。胡仁源字以珊,在民初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及教育總長,為南洋學生入閣最早之一人。蔡氏所謂高材生皆各有千秋。南洋因一墨水瓶之小事而惹起愛國運動與革命思想,其後五四運動時,蔡氏適任北大校長,他的所謂學生運動已是第二次了。
早期派生出洋留學
南洋公學何時起派生出洋留學,早期又有何人自費或公費派赴國外深造?追憶起來頗不容易。上節所述,學生因墨水瓶案而退學之後,胡君敦複於考取江蘇省官費赴美,秦師景陽則轉入北洋,由北洋派赴英留學,胡君仁源、張君鑄亦同時赴英留學,習造船。南洋早年辦過一期商科,何年畢業不複記憶,其中有楊錦森、楊德森、林則蒸(鞠惟)、胡鴻猷(徵若)、趙景建(君簡)、徐經郛(守五)等幾人,皆曾赴美留學。唐蔚老的自訂年譜中,述及到滬長校之年即派送商科畢業生楊錦森(原書作生)等六人赴美深造,是否即上述六人容有出入。楊氏昆季中,德森先生回國後於宣統三年,應清廷留學生考試及格,授商科進士。錦森先生亦參加留學畢業試,得商科進士,於宣統二三年間在母校教授英文,筆者也是他學生之一。林君則蒸回國後不久在京滬鐵路會計處任副處長。胡君鴻猷回國後任交通部科長,兼任北平鐵路管理學校校長。趙君景建亦曾在北平交通部任職科長。徐君經郛久在滬校任英文教員,兼附屬中學主任。以上諸君除二楊外,其他皆曾與筆者共過事。
早年老同學中赴日本留學者想不乏人,但查考頗難。房君兆楹氏所輯《清末民初洋學堂學生題名錄》中,查有章君宗祥字仲和,於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底由“南洋官費”派赴日本帝國大學習法科;章氏其後任駐日公使。其兄宗元字伯初,亦係南洋老學生,後任唐山校長多年。又房氏題名錄中注明“南洋官費”赴日留學者尚有唐君在禮,字執夫,光緒廿四年底赴日本入炮兵學校。其弟在賢亦南洋學生,宣統三年回國,應工科考試,授職翰林院庶吉士。房著又有遊壽宸等二十人,光緒廿八年以“南洋官費”派赴日本成城學校。張邦華等十九人,光緒廿八年三月以“南洋官費”派赴日本弘文學院普通科肄業。此兩批共三十九名之多,其中並無知名者,其事亦從未聞及,而房著想必有所本。此外早年以自費赴日留學者在房著中尚有陸規亮與陸夢熊二人,均於廿八年赴日。前者鬆江人,回國後曾在滬校任事多年。筆者初入滬校時,陸氏正任齋務長。後者回國後於光緒三十四年應清廷留學畢業生考試,得商科進士,授職翰林院檢討。其後供職於北平交通部,任該部首席參事多年,一度任次長,亦曾兼任北平郵電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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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校史雜憶 淩鴻勳(3/5)
盛氏創辦南洋公學時,係延請何嗣焜先生為第一任總理(英文譯稱Manager),美籍福開森先生(John C. Ferguson)任監院(英文譯作President)。依英文的譯名,監院的地位乃甚高,所有校舍的規劃、課程的安排、教師的延聘,除中文部分外,皆由監院主之。福開森先生不但於南洋極有關係,亦係清末民初對於中國政治外交文化等極有關係之人,筆者稍後當另有記述。
何嗣焜先生字梅生,江蘇常州人。同治初年以諸生從淮軍與太平天國軍轉戰蘇常間,其後曆官南北,敘三品銜,以知府用。光緒二十二年由盛宣懷奏調任南洋公學總理。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何氏在公學任內為兩江總督草擬有關新政計劃,“方擬案屬稿,擲筆遽逝”。是年十月,劉坤一與盛宣懷會奏清廷,請將何氏學行宣付史館立傳。其會奏文中有雲:“……光緒二十一年與臣坤一互相討論奏設南洋公學,以參佐擘劃,必須明體達用之才,經奏派該員兼充南洋公學總理(按光緒二十一年即有設立南洋公學之奏,可見翌年開始設校不為無據)。數年以來,公學之規模考查,鉤稽權衡,靡不中於事理。而公學之營造法式,教育章程,尤為該員心力之所專……。”可見何氏當年創校時締造經營,不遺餘力。
繼何氏任總理者為沈曾植氏。惟在沈以前,曾一度由張元濟氏攝任。聞之秦師景陽(汾,當時為預科生)。何梅生先生以腦充血逝世後,張元濟先生曾在公學發出通告說:“梅生先生總理公學有年,一朝遽逝,悲痛良深。經督辦麵囑敝人暫攝其事……。”張氏其時諒已在校任教,張字菊生,浙江海寧人,與唐前校長蔚芝同時考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章京,戊戌(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政變,張氏竟因上疏言事革職,張氏在公學時間不到一年,其後久任商務印書館之事。盛宣懷氏於光緒二十七年奏派沈曾植氏繼任南洋公學總理。沈字子培,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一八八〇)進士,任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盛氏奏請派委奏折中稱其“……品學粹然,平日講求經濟,於各國公法條約閱曆甚深……”。沈氏亦為唐前校長之業師,唐師的自訂年譜中稱沈氏“博雅閎通,舉世殆無其匹”。沈氏在校時間亦不長,未幾奉外務部奏調回京,由盛宣懷氏於光緒廿八年九月又奏保翰林院編修汪鳳藻氏繼任總理。奏中稱:“素稔汪員學術宏正,兼貫中西,足為多土矜式……。擬請將其留於上海,總辦南洋公學事宜……。”又在同一奏折中附陳:“該學總提調一員有督率生徒稽察課程之責,甚關緊要。查有候選知府伍光建誌堅行卓,尤邃西學,堪以派充……。”汪氏任公學總理多久,未得其詳。其後有張美翊氏,字讓三,寧波人,似亦曾任總理。當筆者繼任南洋校長時,曾與之一麵。惟其在校年月不詳。此外尚有王清穆先生,字丹揆,崇明人。光緒十六年進士,與唐蔚師共事清廷,過從至密,似亦曾任公學總理。筆者任校長時曾偶然得其來信,且曾寄我玉照一幀,至今尚存。
查盛宣懷氏在上海擔任督辦鐵路大臣,係自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起至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計約有十年之久。由光緒二十二年兼任南洋公學督辦,至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清廷設立商部,將南洋公學改隸商部後,盛氏不再管理公學之事。後來的總理或監督人選當非盛氏之所奏保。
商部成立後,接管南洋公學,改名為商部高等實業學堂。所有初時之師範班特科譯書院等,早已停辦。商部聘請楊士琦氏為實業學堂監督。楊字杏城,安徽人,亦清末一新政人物。其時正在新成立之商部任右參議之職。複繼盛宣懷氏兼任招商及電報兩局總辦,留滬辦事。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唐師蔚芝正任職農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書,以丁太夫人憂開缺。是年清廷設郵傳部,轄船電路郵四政,高等實業學堂亦改隸郵傳部。翌年(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郵傳部尚書陳璧奏派唐師為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十月唐監督到滬任職。其自訂年譜有雲:“……前任監督久不到校,頗形廢弛,爰力加整頓……。”所謂前任監督是否即楊士琦,抑楊後唐前另有一監督,則尚待查考。計自光緒二十二年建校至三十三年的十一二年間,此校總理或監督已六七次易人。唐監督蒞任以後,始專任其事,遷住校中,一直連任十有三年之久,為交通大學有史以來任職最久之一位監督及校長。校中基礎才告穩定,而進入發展的時期。
南洋早期的師生
南洋開辦之初,先設師範班與小學,招收師範生二十名,使之半教半讀,其中不乏中年飽學之士。以筆者所憶,則吳稚暉、鈕永建、章太炎諸元老皆為當時之師範生或預科之教員。中國國民黨史編纂會所出版之《吳敬恒先生傳記》說:稚老於戊戌年到南洋公學任學長,月薪四十兩。先生提倡群智會,行學生在教堂輪講製,學生中有章宗祥、胡敦複、曾鎔甫、李福基等。稚老自後時參加南洋同學會之集會。鈕惕老則曾任南洋體操教員。此外十幾名的師範生中尚有不少知名之士,揆其年當在九十至百歲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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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校史雜憶 淩鴻勳(2/5)
南洋初辦時之學科
盛氏創辦北洋及南洋兩校時,國內尚沒有其他的大學(光緒二十七年,清廷派孫家鼐管理京師大學事務為北京大學之前身)。盛氏奏折中常有頭等學堂與二等學堂之建議。所謂頭等學堂乃指如今日之大學或專門學校,所謂二等學堂,當係指今之預科或中學。在南洋方麵盛氏建議設上院、中院及外院三處。所謂上院在盛氏奏折中即指頭等學堂,中院即指二等學堂,而外院則指所有當時所稱之師範班特班與其他短期學校及小學等。在上海徐家匯校園中早就有兩所龐大的建築物,至今尚稱一為上院、一為中院,為一般南洋及其後上海交大學生所習知。中院一直是附中教室,直至後來大學擴充,停辦附中,原來中院亦成為大學一部分之課室及試驗室。至於外院初隻有此名稱,因多係臨時建置,故並無永久之院舍。其後各種臨時班係(見後)結束,在兩院對麵隔一片大草地建附小校舍,亦並無外院或下院的名稱。
盛氏創辦北洋與南洋兩校其初旨趣稍有不同。北洋係“……在津海關道任內籌款,設立學堂,招選生徒,延訂華洋教習,分教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化礦諸學……。”(見盛氏光緒二十二年九月請設學堂片)南洋雖在其同一奏片內稱“……如津學之例而損益之。……惟收效旨在十年之後,且諸生選自童幼,……即學業有成亦難驟膺顯擢。……相需方殷緩不濟急,……擬在京師及上海兩處各設一達成館,取成材之士,專學英法語言文字,專課法津,公法政治,通商之學,期以三年,已通大要,請命出使大臣奏調隨員悉取於兩館,俟至外洋俾就學於名師,就試於大學,曆練三年,歸國之後,內而總署章京,外而各口關道,使署參讚,皆非是不得與。資望既著,即出使大臣總署大臣之選也。……其設館之地,京師由專司學政大臣酌定,上海附於南洋公學。……”其範圍包羅之廣與北洋不同。
上節所謂達成館後來究竟有無開辦,筆者未能查證。惟早年在校未嚐聞有此名稱。就上所說,我們可見盛氏當年創辦南洋公學其目光甚為遠到。以上海為東南人文薈萃之區,意欲把南洋公學為培養各項及各級新政人材之大本營。為謀根本計,不得不從小學始。“諸生選自童幼,收效旨在十年以後。”但為師資計,又不能不先開師範班。又以“相需方殷,緩不濟急”,不能不辦“特科”。又想在京師及上海兩處各設一達成館,上海設館之地附於南洋公學。而同時附設在南洋公學者,尚有譯書院(見盛氏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奏)。曾請嚴複氏譯《原富》一書,伍光建氏譯《英國商律全書》(俱見盛氏前奏)。又以日人在上海創設同文書館,日議員曾來南洋公學參觀。盛氏因又聘兼通中學之日本教習來華,在南洋公學內附設一東文學堂,以利翻譯日文書籍。“責成譯書院會同公學及東文學堂分別參訂……”由此可見南洋公學創辦之初,盛氏對於此校實有其一貫之遠大計劃,縱的由頭至尾,橫的包羅萬象。後來交大成為一專業之大學自係由於路電輪三事收為國有改隸商部專管的緣故。
南洋早期的總理與監督
南洋公學為盛宣懷氏所創辦,並身兼公學督辦,以言公學早期師長,自應稍述盛氏之一生。盛氏生於前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為江蘇常州人。其父與李鴻章氏有舊,當李鴻章氏由湖北督師入陝,防剿回亂,即招盛入幕。未幾李氏複任盛氏會辦陝甘後路糧台,深所倚重。盛氏雖中了秀才,但幾次鄉試都不第,而獨留心於經世之學。當李氏執北洋之牛耳,盛氏即向其建議先辦鐵路與電報,以謀富強,於是集商股,設電報總局,盛氏任督辦,又兼任輪船招商局總辦。
盛氏對於創辦新政深知儲才為要務,於應詔陳言時已屢向清廷有所陳述。當其任津海關道時,即籌款在津沽設立學堂,為後來北洋大學之前身。旋建議在上海設立南洋公學,曾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氏詳擬南洋公學章程,在上海捐購地畝,於光緒二十二年開辦,自兼督辦。盛氏於是年被派為鐵路督辦大臣,在上海辦公,在此後六七年間,對於公學事親為設計領導,延攬人才。盛氏後在宣統末年任郵傳大臣,以執行國有鐵路政策,操之過激,致川民反抗,導致武昌起義,清廷遂覆。盛氏雖為政治上一犧牲者,然對南洋公學則為一首創之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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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校史雜憶 淩鴻勳(1/5)
南洋公學究竟創始於何年?當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交通大學與交大同學會聯合在新竹舉行交大七十年校慶典禮中,被邀請致辭之台灣“交通部”沈君怡曾引經據典說,本屆的校慶應是六十九年,而不是七十年。當時頗引起一般同學的疑惑。沈氏所引證的是輪船招商局創辦初期的一些文獻。招商局創辦早於南洋公學十幾年,南洋公學早年的經費一部分是招商局所分擔,該局早期文獻中對於創辦南洋公學自有若幹資料足以考證。可惜我後來一直未曾查得沈君當時所引證之資料,但自此以後,我就留心這個問題。
記得當我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初考入南洋的時候,我看到一本學校的紀念刊物(似乎是附屬小學十周年紀念刊),載有一個學校大事年表,其中頭一條便是說光緒二十二年盛宣懷氏創辦南洋公學。宣統二年距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不過十幾年,而且當時在校的師長尚有親經開辦過程的,該刊物的記載必有較確實的根據,因此母校創辦於一八九六年一事久已深入校中師生的腦海。後來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學校舉行二十周年紀念,建立第一所圖書館,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十周年紀念,同時體育館落成開幕,並舉行盛大的工業展覽會(其時我正擔任校長),以及以後的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周年的交大校慶,都是根據一八九六年建校的說法而來,何以事隔七十年竟會發生疑問呢?
南洋公學係盛宣懷氏奏準清廷所建立,其時盛氏係任督辦鐵路大臣(在上海),兼管輪船招商局及電報局,可以專折向清廷奏事。盛氏的一部《愚齋存稿》中有不少有關南洋公學初期之事。這些文獻自是南洋公學校史的第一手最有價值之資料。茲就盛氏幾篇奏折中略舉其有關創校及初期之事分析如後。是否確當,仍待賢達及老前輩之指正。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九月盛氏請設學堂奏折中一段如下“……臣上年在津海關道任內,籌款設立學堂,招選生徒,延訂華洋教習,分教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化礦諸學,稟經直隸督臣王文韶奏明開辦。本年春,又在上海捐購基地,稟明兩江督臣劉坤一籌款議設南洋公學,如津學之製而損益之。……”折中所謂上年即指一八九五年,所謂設立學堂即為天津北洋大學之前身。至南洋公學則所謂本年春間自係指一八九六年的三四月間,所謂在上海捐購基地自係公學所用之土地。在此奏折中,吾人宜著眼於“捐購”兩字。盛氏為具有新學頭腦之人,當其任津海關道時即在津沽設立學校。及南調上海,以上海地位更較天津為重要,而影響範圍更大!盛氏又為江蘇常州人,與上海久有淵源,當其在天津設立學堂之時學堂經費係由津海關解部庫款內撥付,此是國庫之款,劃撥時或不免有如今日之手續問題(但經費中亦有小部分係輪、電兩局擔負)。到調職上海之後,仍兼領輪船招商局與電報局,此兩局皆係官督商辦性質,內有商股,卻可用商捐方法籌集款項。在盛氏辦學奏折中曾屢言“……南洋公學每年經費需銀約十萬兩,請由臣所管招商輪船電報兩局內捐集解濟,以伸報效。……”其後在南洋公學內添設商學堂奏折中,又謂“……所有輪電兩局報效銀二萬兩,洋二萬元,無論如何為難,仍令該兩局捐輸,撥歸上海商學堂……夫以商人報效之資,為振興商務之用,於理至順。……”可見盛氏避免請撥國庫,而利用輪電兩局之係商辦及其本人督辦地位,用捐輸名義,俾得較為方便,誠盛氏辦學之苦衷。因此聯想盛氏於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上奏之時,曾說“已在上海捐購基地”,蓋以盛氏眼光遠大,南洋又有桑梓關係,其對於在滬設校的設計甚為積極,觀於南洋當時校地已購近五百畝,其規模尚在北洋大學之上,上海毗連法租界之土地五百畝所值不貲,而校園內所建之上院及中院兩座龐大校舍及其他建築物亦非巨款不辦。盛氏對於南洋每年十萬兩的經費屢見於奏章內,而購地及建築之費不在少數,卻在盛氏奏稿中查不出有所提及,此款可能也是盛氏設法募捐得來。清廷政治雖屬專製,惟甲午以後已漸有維新之意,疆吏中如張之洞、劉坤一之輩,對於新政已頗能放手去做,盛氏以創辦南洋公學之事早就稟明劉坤一(劉坤一於光緒二十二年二三月間即約盛氏到南京,麵商新政)故敢早購校地。至教學一切細節,則仍在商訂之中。自來關於所謂創立,例如一間學校或一間工廠,其創立之日也許是破土建築之日。也許是開課或開工之日,而學校開課之日也常會在破土建築之前。在台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之開學先係借用台灣大學教室,隨後新竹校舍購地建築,才遷往繼續上課,即為一例。盛氏辦事既甚積極,又得兩江總督劉坤一的信任,又有輪電兩局經費之易於調撥,是則交通大學的校史從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數起,似無庸置辯。
南洋何以稱做“公學”
我嚐懷疑盛氏在上海創辦此校何以用“公學”字樣?所謂公學,在中國教育史上,除中國公學等一二校之外,甚少見此稱,以後即未見再用。直至看到盛氏奏折中對於南洋公學經費係由輪電兩局捐助,才了解盛氏當時仍係出於官督商辦之構想,以為校款可自商出,至教務乃是政府大政,應由官方主持,所以南洋當時名為公學,以示不是完全官辦而含有些公開之意,且藉此打開了商辦事業負擔經費之門,以求建教合作。南洋公學初時的主持人稱為總理(當時譯名為Manager)而不稱做監督或堂長校長,亦有些顧及商款之意。直至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清政府成立商部,輪電兩局收回國營,航電與路政劃歸商部主管,於是此校遂改隸商部,名稱亦改為商部高等實業學堂。後來依時局的變換又改為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等名稱,總理改稱監督或校長,而經費來源又加入國有鐵路的收入,於是此校遂完全為一官立學校,而教學則遂注重於交通學術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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