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南洋公學 劉露茜

[ChiaoTung]

交大與“南洋”

“南洋”，泛指華東沿海一帶。清末民初，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各省為“南洋”，稱江蘇以北沿海各省為“北洋”。

交大與“南洋”這兩個字的關係是在一八九六年開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腐朽的清政府已經麵臨搖搖欲墜的困境，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洋務派打出了大辦“洋務”“富國強兵”的旗號，開商埠，辦洋行，大興西文西藝，還創辦了一些新式學堂。“南洋公學”就是在這陣興新學的氣候下誕生的，這是我校創建時所定的校名，它的創辦人盛宣懷就是李鴻章辦洋務的得力幹材。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唐文治長校期間，曾把“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改名為“南洋大學堂”，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我校正式定名“南洋大學”。隸屬交通部後，停止使用這一校名，逐步改為“交通大學”。四十年代初期，日本軍國主義鐵蹄踐踏上海時，原校淪陷，愛國師生把學校遷入法租界內，為了表明學校的傳統和區別於日偽占領原校等情況，又用了“私立南洋大學”的名稱。雖然僅是一個名稱，但卻和每一時期的曆史狀況、人民的思想緊緊相連，反映著時代的脈搏和人民的願望。

盛宣懷辦新式高等學堂在我國教育史上是較早的。一八九五年，他在天津創辦了“北洋大學”(現在的天津大學)。一八九六年，他又在上海創辦了“南洋公學”(即我校)。當初為何取名“南洋公學”呢？一是北洋早建一年，南洋後建，因而“南洋”公學是針對“北洋”大學而定名的；二是從地理位置上講，北洋是在北邊，南洋正處在江蘇沿海。另外，當時搞洋務的人都喜歡用一個“洋”字，以學習西洋為美事。

“南洋公學”誕生後，師生們勤奮攻讀，辛苦操勞，為國家民族爭光，把“南洋公學”辦成了培養出類拔萃人才的名牌學校。

一九二二年，孫中山曾為“南洋大學”辦的《南洋周刊》親筆題寫“南洋”二字，給“南洋”師生極大的鼓舞，又為“南洋”增添了進步、革命的色彩。“南洋”兩字在校園裏便風行起來，南洋校友聯誼會、南洋戲社、南洋友聲……。當時正是大革命興起之時，我校的進步學生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動，高舉“南洋”校旗，走在學生運動的前列。加之教學傳統優良，學生成績優異，使“南洋”名噪江南，聲譽全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成了國內外著名學府。從此，師生以“南洋”而自豪，“南洋”這兩個字也就和我校代代師生結下了不解之緣。

盛宣懷

盛宣懷是江蘇武進人，秀才出身。曾辦過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工作，又是華盛紡織廠的總負責人。一八九六年後，他接辦了湖北漢陽鐵廠，籌辦了蘆漢鐵路，開辦萍鄉煤礦、中國通商銀行等，洋務事業逐步擴大，官位級級上升。洋務派的首領張之洞等人稱讚他是通曉“官法”、“商業”和“洋務”的能人，在洋務派掌握的輪、電、煤、紡四大企業中，他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業，是清末洋務派官吏中最大的工商業資本家。

但他深感不足的是“本大臣不諳文語，每逢辦理交涉，備嚐艱苦”，感到要繼續鞏固地位發展事業，必須培養為他服務的人材。於是，他給清政府上奏：“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西國人材之盛皆出於學堂”。在得到政府諭令允許後，他就先後開辦了“北洋大學”和“南洋大學”等新式學堂，著意培養懂得西文西藝(外語與科技)的人材，培養鞏固清朝政權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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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辦的學校要求首先學習英、法、日語言文字；學法律、公法、政治學、通商法、商稅法；學習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礦冶等。同時，隨著事業的變化，他及時改變專業設置，及時添設新的學科。例如，“南洋公學”在創辦之初，因為還是私塾當道，科舉盛行的時候，沒有教師也沒有學生來源。他就首先開辦了師範院，從培養教師開始辦學，次年又辦了外院(小學)，從小學開始，然後升中學，升大學，解決公學學生無來源的困難。為了迅速培養翻譯人材，他又辦了譯書院，東文學堂，從現在看來就是外語專業了。為了適應清政府經濟特科的選拔，他又精心開辦了“特班”，專門培養政府官吏。為了鐵路事業的發展，他還辦了“鐵路班”。

盛宣懷辦學的基本方針，是照本貫徹洋務派的教育思想，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以，除了聘請中國的國學名家教授中國經史子集外，還聘請了洋人來教數理化和外語。除了聘請中國專家張煥倫作教務長外，又聘了美國人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為學校的監督(督學、洋教務長，這是因為清朝末年新辦的學堂都設“監督”這一官職而定的)。他是辦洋務的忙人，學校的具體管理聘請了同鄉好友何梅生作總理(校長)。他又不願意放棄權力，因此自稱為公學的“督辦”(這是清朝末年身份特別高的臨時機構主管官的名稱)。因而，他也就成了這所學校的最高的領導者了。

公學的經費由盛宣懷主管的招商局、電報局的商人捐獻，每年十萬兩銀子，這也是向外國人學來的。當時西歐一些國家學校的經費凡半由商人資助，半由國家付給，統稱“公學”。南洋公學的學生食宿都是公費，師範生還發給津貼，兼課的師範生還拿薪金。所以清寒子弟都願來報考“南洋公學”。

一九〇〇年，盛宣懷參與了英美策劃的“東南互保”活動，訂立了“東南保護約款”，保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西太後十分賞識他，盛宣懷的官愈大，野心愈大，清政府提升他為工部左侍郎、商約大臣、郵傳部尚書、皇族內閣郵傳部大臣。他投靠帝國主義，用“鐵路國有”的名義，將商辦的川漢、粵漢幹線作為抵押，借外債，出賣我國鐵路礦山主權，激起了鐵路風潮，引起人民公憤。

階級矛盾，統治者內部傾軋，使他的地位日益削弱。不久，商部戴振等即派楊士琦接管公學，改名為“商部高等實業學堂”。一九〇五年春天，盛宣懷結束了在我校的職權，脫離本校，以後，他逃亡日本，還繼續搞出賣漢冶萍企業的活動。一九一六年四月在上海病逝。

師範院的緣由

南洋公學作為新式學堂誕生後，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無師資。在私塾遍布、科舉風行之時，人們心目中的教育還是讀經考八股，走科舉仕途，得榮華富貴。教師也還是私塾老先生和孔子聖位。對分班集體聽課，有秩序的安排課程，講西文西藝的事，既十分新鮮又等待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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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懷等認為“師範、小學尤為學堂一事務中之先務”，除了聘請部分外國教師外，主要靠自己培養教師。一八九七年二月他張榜招賢，選拔師資；同時舉行了第一次公開的招生考試。招生廣告上用“不取修膳”、“谘送出洋”、“擇優獎賞”、“優予出身”為誘，向私塾競爭人材。因為不收錢，送出國，還給官做，一時間吸引了許多人。據回憶，各省前來應考的達數千人之多，其中多數是清寒子弟，也有一部分人是不滿科舉的有誌之士。經過不拘一格的嚴格挑選，百裏挑一，第一次錄取了師範生四十名。他們都是二十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其中許多人已是舉人、廩貢生。

一八九七年四月七日(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六日)，公學師範院借徐家匯一所民房正式開學了。這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的師範院的誕生。

師範院學生的中文基礎較好，但西文西藝一點不懂。學校聘請了外國教師福開森、薛來西、勒勞爾、樂提摩等講授外語和數理化知識；中國教師有著名的翻譯家李維格，數學教師陳諸藻，物理教師陸之平，化學教師黃國英等。每天按鍾點上五六節課，學生按程度高低分班；課程有英文、日文、德文、數學、物理、化學等；中文課由學生自選自學為主，教師輔導，好像讀研究生。

為了使師範生能夠邊學習邊實踐，同時也解決中學、大學學生來源，一八九七年又辦了一所外院(即小學)。要衝破舊的教育製度，動員孩子上新式學堂是十分困難的。因此，當時招來的小學生都是十多歲到十七八歲的，程度也參差不齊。學校從師範生中挑選出最優秀的作外院的教師，組織他們自編教材，自己翻譯教科書，一邊學一邊教，把這所小學辦得頗有生氣，聞名全國，因而也逐漸吸引了許多優良人材，如民族英雄蔡鍔就是在一八九九年考進公學外院讀書的。當時他的名字叫蔡艮寅。

師範院和外院學生在校受極其嚴格的訓練，管理十分苛刻。除了給予新的科學知識外，還要受封建倫理的束縛，要朝聖拜孔讀經，以保存國粹。

公學的師生都十分愛國愛校，以國家民族興亡為己任，都十分刻苦的攻讀西文西藝等新知識，發憤要為社會作一番事業。當時學校有校歌叫“勤勉歌”，教育學生勤讀，講禮節，守紀律，做對社會有益的人。師範院有院歌《警醒歌》，是教務長張煥倫撰寫的，反映青年在國家民族沉淪時要立大誌，鼓舞青年刻苦讀書為國家為民族挑大梁，自覺奮發，不作“碧眼奴”，歌詞悲憤激昂。每逢初一、十五，校長率領全體師生沐浴後，戴大帽子，穿長袍，著大袖對襟的天青馬褂，腳登尖頭靴，集體到聖位(孔子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禮，然後簫管齊奏，師生和聲高唱。據校友回憶，唱時十分莊嚴肅穆，唱到高昂處，師生皆淚下。歌詞的內容到他們年邁時，仍念念不忘。

師範院共辦了七年(一八九七—一九〇三)招收了七十二名學生，為我國新式教育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教育家和實業家，如陳懋治、沈慶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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