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校長唐蔚芝先生 淩鴻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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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交通大學六十年的曆史當中，任職校長最久貢獻最多，而對於學術風氣、人格教育、人材造就最有深長影響的，當首推唐蔚芝先生。先生之於交大，有如北京大學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開大學之有張伯苓先生，都是一個大學學府建立過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學校的榮譽是離不開關係的。唐先生在交大由前清任監督以至民國以後任校長連續十三年多，在這時期內，國家由專製轉入共和，在學校則由普通科轉入專門科，在學風則漸由恬靜而人於動蕩。五四運動之第二年，先生因目疾日甚，乃辭職家居。計長校的十餘年，不但對於學校的學科及設備打了不少的基礎，即對於學生人品的造就，體格的鍛煉，和國學的修養，更有深遠的啟示，至今一般同學在社會上務實求是躬行實踐的風氣，實孕育於先生長校的時期。

筆者於前清宣統二年初受業於先生之門，中學文憑，大學文憑都係先生所授與，派遣赴美也是先生的保送與敦促。曾在先生長校時，一度在校任教，先生辭任校長，曾短期代理其事。自後在上海，在無錫，以及抗戰時在內地就教於先生，三十七年在上海南陽路謁見，曾承先生贈以《茹經堂全集》一部為最後一次之謁見。離開上海時，先生年事已高(時已八十五)，且已失明多年，隱居上海，不問外事，從此音塵不接，消息渺然。今茲交通大學舉行建校六十周年紀念，自不能不對此經師人師表其最崇敬之意。筆者自慚不學，不克對先生述其萬一，然在台同門中稍知先生者亦無多人，為就所知先生之事紀其概略，至關於國家之大節，治學之源流，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作者不敢妄擬也。

先生名文治，生長於一個書香之家。前清光緒初年，即從幾位有名老師肄業，知道文章應先從立品始。十六歲入太倉州學，十八歲中舉人，二十八歲中進士，分發在戶部補了主事之職。依先生的早年經曆，這完全是科舉時代仕進途程的一個典型。而先生的功業乃在三十二歲時考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一個新的轉變。時在光緒甲午我國對日戰敗之後，國勢脆弱暴露於世，外交問題漸為當時朝野所注意。先生在總理衙門曾有如下一段的自述：“閱各國條約事務各書，並評點萬國公法，及曾惠敏黎純齋諸家文集，自是於經濟之學粗得門徑。”其時先生專辦機要文電，因此常值夜班，每至天明。在值班之暇，常在條約櫃內取閱與各國所訂條約，加以研究。又以暇時學習俄文，每於晚間油燈之下，對中俄各條約的文字細加校對。先生目力之受傷實開始於此時。未幾戊戌政變，繼以拳民起事，京中發生戕殺德國公使及日使館書記官之事。拳民在京市起義，先生仍赴總署辦事。某日拳民數百人首裹紅布擁入總署辦公室，時總署已散值，僅剩先生一人，拳民謂署中妖氣極盛，且聽說署內洋文書極多，都要燒毀，如有通洋語之人即係奸細，應即殺卻。先生力予駁斥，謂與洋人交涉不能不通洋文，至殺人須依法辦理，不能亂殺。拳民無奈，轉向先生說，要給先生焚香升表，如表能上升，便是好人，否則先要殺卻。後來將表焚燒，果能上升，未將先生殺害，先生付之一笑，其臨難不苟免如此。拳事既平，翌年辛醜，清政府與各國議和，先生參與其事。和約既成，清政府派大臣那桐赴日為道歉專使，以先生為隨員。先生因得出國赴日，於遞國書後在日參觀各項事業，憬然於日本維新之效。明年英國新王愛德華加冕，先生又隨專使大臣載振赴英致賀，並順道訪問法、比等國，轉程赴美遊曆，經日本返國，周行八萬裏，自是更注意於歐美諸國所以致富強之道，使先生於治學治事之餘，對於國際情勢，與新政設施，增加不少觀感。先生有代載振所編英軺日記敘述至詳，其時先生年三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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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歸國後，適清政府設立商部(後改農工商部)，以載振為尚書，廣攬人材，以伍廷芳陳璧分任侍郎，徐世昌與先生分任左右丞。雖先生對於外交學研究已有數年，雅不願舍此就彼，然自是先生乃得大用。商部設有通藝司，專管鐵路、輪船、電信，以及工業、礦務之事，先生致力於交通事業乃自此始。曾請準頒布鐵路簡明章程，為後來鐵路法規的張本。又令各鐵路督辦大臣按期填送表譜圖冊，自後始有初步的鐵路統計。又如厘定全國鐵路軌製，明定以四英尺八英寸半為標準軌距，以及頒布路務議員章程等，皆由先生主其事。此類初期交通建設擘劃的功績，乃為先生文名所掩，恐世之知者或不多。先生在部並創立北平祖家街之工業學校，又為商務印書館與上海科學儀器館立案成立。先生四十一歲升任商部侍郎，其明年署理農工商部尚書。正在先生年富力強勵精圖治之時，其太夫人在京逝世。按照清製，凡正缺官員有父母喪即須開缺，先生於是開缺居喪，而農工商部自後即一蹶不振。

其時郵傳部已成立，任尚書者為先生在商部時之同官陳璧。所有路電郵航之事，已由商部移歸郵傳部主辦。上海交通大學之前身，即高等實業學堂，亦由商部移歸郵傳部管轄。於是陳氏奏請以先生任此校監督。先生到校以後，將普通工程科改為鐵路工程科，後改為土木科，創設電機工程科，商船科，與鐵路管理科，自是學校教育始以交通事業為對象，實行建教合作。先生添聘英美教授，提高課程水準，增加試驗設備，建築圖書館，每年派遣畢業生赴國外深造及實習。先生在校則提倡國學，自編大學國文講義，星期日自己授課，每年舉行國文大賽，並提倡體育、拳術、音樂、演講，倡導軍國民教育，使學生實行實彈操練，大開教育界風氣之先。先生設教以勤儉敬信為訓，以求實學務實業為鵠的，以出處進退辭受取與為人生大節，儉以養廉為立品之始基。當先生在商部時，有某巨商請辦鐵路，又有某巨商請辦銀行，曾向先生致送巨金，皆為先生所峻拒斥責。故先生以前清一品大員，而寒素逾常人，其淡於榮利與安貧樂道的風格，即此一點已給予後進一個極深刻的印象。

先生少受業於王紫翔先生之門。初攻性理文學，常書毋不敬、毋自欺六字於座右。十八歲開始作讀孟劄記，理學亦日進。二十歲始從事經學，受業南菁書院先後院長黃元同王先謙兩先生之門。尤喜治易經，作周易大義，顏其齋曰茹經堂，著述之盛自此始。自遊京師，獲交當世賢俊，始稍周旋於世故。二十五歲始授徒。館於顧氏家。自通籍從政後，更注意經世之學，為文亦以奏折或公牘一類為較多。戊戌年清室醞釀政變，先生“謹殫竭血誠以維國脈”一折為人傳誦，有聲於時。自長滬校後，編成曾子大義二卷，國文陰陽剛柔大義八卷，古人論文大義二卷，論語大義二十卷，孟子大義七卷，大學大義一卷，中庸大義一卷，為學生習文治學之範本。離校以後之十餘年間，著有十三經提綱十三卷，周子大義、程子大義、朱子大義、張子大義各若幹卷，洪範大義三卷，性理學大義十四卷，政治學大義四卷，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八卷，尚書大義二卷，詩經大義九卷，禮記大義五卷，陽明學發微七卷，紫陽學發微十二卷，周易消息大義五卷，此皆先生七十以前著述之大者。自後以完全失明，猶以口授著述無一日或息。先生生於叔季，雖抱匡朝政抒國憂之盛德宏願，而不獲多見於功業，退而講學，以正人心維世道為己任，聞風感發，立德立言，可謂不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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