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同章梫的两段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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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章梫曾合力协助刘树屏编纂、修订了一套著名启蒙读本——《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章梫任该书总纂，蔡元培则负责该书的审定。

蔡元培与章梫两人皆为浙地名士，曾为京沪两地同事，有过两段鲜为人知的交往。

章梫（1861—1949），字立光，号一山。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浙江台州三门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由庶吉士授职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纂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总纂，兼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学馆提调、监督，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提调，邮传部交通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学部图书局行走，邮传部丞参上行走等职。清亡后隐居津、沪，闭门著书，著有《康熙政要》《旅纶金鉴》《一山文存》等。

蔡元培与章梫的交往始于1901年。1901年正月，清末实业家叶澄衷捐资创办的上海澄衷蒙学堂落成，校董事会延聘翰林院检讨、武进人刘树屏任校长。建校伊始，百端待举，急需用人，蔡元培、章梫先后应刘树屏之邀来到上海澄衷蒙学堂，襄助刘树屏管理校务、规划课程、编审教材。5月间，刘树屏因事请假，聘请蔡元培代理校长1个月。8月，章梫被聘为总教，蔡元培则往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他们在这里共事时间不长，但交情不浅。究其原因，除了同乡之谊、志趣相投之外，他们还都是朴学大师俞曲园的门人弟子。

章梫随俞先生研学十余年，“故於经训、小学，皆涉其藩，精研经谊，覃思雅故，皆实有所得也”。俞曲园则为蔡元培的受知师，于蔡元培有知遇之恩。在澄衷蒙学堂期间，他们曾合力协助刘树屏编纂、修订了一套著名启蒙读本——《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章梫任该书总纂，蔡元培则负责该书的审定。据《蔡元培日记》记载：1901年8月19日，蔡元培“识别澄衷蒙学堂所编《字课图说》竟”，第二天即“致章一山书，送《字课图说》，并还《文通》”。可以推断，蔡元培日记中 “识别”二字应是审读校对之意，说明《字课图说》最后由他校勘考订，主审定稿。在审读完《字课图说》之后，就交给该书的总纂章梫，准备付印。《字课图说》后来风行海内，成为家喻户晓的晚清儿童启蒙教材。

蔡元培离开澄衷蒙学堂后几年间，与章梫过从甚密，常常在一起聚谈饮酒。蔡元培日记中有过多次记载。如1901年8月24日：“看仲可、菊生、仲威。看一山。看铭甫。”1901年10月24日：“看章一山。”1902年2月21日：“午，约葆良、菊山、一山、振民、垕生、时勋、朗轩、武野苹、玫伯及大哥饮于江南村”。1902年3月29日：“振民、一山邀饮一品香。午后与妇、子看跑马。”这些聚餐人员中多来自澄衷蒙学堂，说明蔡元培离校后仍然与澄衷蒙学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03年4月，章梫升任澄衷蒙学堂校长。但从1902年下半年到1905年年底，蔡元培都没有留下日记，因而此间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不得而知。

1906年，章梫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致力于延聘名师，广罗人才，蔡元培、丁福保、寿孝天、喻长霖等硕学通儒应邀而至，人才济济，为一时之盛。1906年6月，蔡元培得悉清政府拟派遣翰林院编修、检讨出国留学，颇为心动，多次致函北京友人询问此事。当年9月，蔡元培自沪赶往北京，等候派遣。无奈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而政府又拙于经费，于是改派赴日本。蔡元培不愿去日本，只好逗留京城，等待机会。

1906年7月20日，章梫于醉琼林餐馆盛情宴请蔡元培，聘请他担任译学馆教授，讲授乙班国文兼西洋史，蔡元培欣然就职。译学馆成立于1903年，于1911年9月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法律院，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由此，蔡元培称这次任教是第一次服务于北京大学。

蔡元培任职期间，编写了《国文学讲义》，所译日本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总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当时译学馆学生陈诒先回忆：1905年，“我考入了北京的译学馆。第一学期国文的先生，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讲书很死板，同学们都不欢喜。到第二年，学校方面改聘蔡孑民先生。蔡先生一来就大不同了。他讲起书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了”。其间，蔡元培与章梫数次聚餐畅谈，据蔡元培日记记载：“1906年12月5日，七时，章一山，醉琼林”，“1906年12月16日，十点钟，陈琦、章梫、陈兴、陈士苞、李璟（聚谈）”。蔡元培本拟一边授课，一边等待派遣消息。不料有一天，蔡元培收到家中来电：“家中有事，速归”，蔡元培茫然中急赶回家。原来家中并无要事，而是家人听到不利传闻，故电促其回乡暂避风头，章梫也只好去电解除蔡教授之约。蔡元培在译学馆只任教了半年，几月后即启程赴德国留学。两年后，章梫亦离开译学馆，赴邮传部任职。

辛亥之年，译学馆停办。过往之事，引人怀思。热心校友后来筹办译学馆校友会，编辑《京师译学馆校友录》，蔡元培、章梫均应邀作文以资纪念。章梫于1911年8月为第三次《京师译学馆校友录》作序，希望译学馆校友能和昔日同文馆校友一样见用于时，成效彰著，“但使异日之考是录者，与国史名臣、循吏儒林、文苑传目相表里，视同文题名而增耀”。1913年3月9日，译学馆校友会成立3周年纪念，蔡元培欣然题写祝词，对译学馆校友寄予厚望：“民国肇基，百废具举。莘莘校友，兹焉翕羽。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吾侪天职，毋荒于嬉。”1931年11月，时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第七次《京师译学馆校友录》题词，肯定译学馆的办学成就，“虽办理不久，同学亦为数无多；然而其中之高材生或服务社会，卓著成绩；或更求深造，成为专门学者；或从事译著，有信、达、雅三长；使此短期之学校，在历史上可以不朽”。两人对译学馆校友的殷切期盼与热情鼓励，泻于笔端，令人感奋。

辛亥鼎革，章梫避居不仕，他和蔡元培的交往渐趋疏落。1926年12月5日，他们工作过的澄衷学校为已故校董陈瑞海举行追悼会，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亲临致辞并题写挽联：“创议建设学堂，偕叶公不朽；力阻依赖教会，为中国之光。”章梫因病未到，寄来演说稿，并致送挽联：“八十余封君，家学上承太邱长；卅数年交谊，清风远颉陶朱公”，演说稿由教务长葛祖兰代读。两人均对陈瑞海先生盛情称赞，言辞挚切。1929年，由蔡元培、刘海粟筹备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在上海普育堂举行，展出中国各地美术家及部分日本画家的作品，章一山有联屏书法作品参展。“七七事变”后，京津沦陷，章梫蛰居上海，痛思家国多难，一度身体病弱。蔡元培常委托属下王敬礼（章梫弟子，时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会计处、总务处主任）探望慰问，极尽关怀之意。抗战中期，蔡元培滞留香港，世事苍茫，两人音讯隔绝，再无相见。

来源：政协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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