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現在是國內外著名的出版社了。但是它的源頭卻在僅有百餘名學生的“南洋公學”裏。
“南洋公學”建校章程規定要在學校裏建立一所譯書院,將東西各國出版的新書有選擇地翻譯、出版、發行,供學生和國內人士閱讀。公學在給清朝皇帝上書中,也反複地論證翻譯出版外國書籍是“成才之助”,“周知四國之為”,強調“興學之要在譯書”等等,積極動議成立譯書院。
一八九八年,這個動議被清政府批準了。一八九九年我校就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了譯書院,聘請張元濟先生任譯書院主任。初建時規模極小,隻有幾個人,翻譯點兵書和教材,出版條件是靠手刻木印。
張元濟先生受聘主持譯書院工作不久,公學總理逝世,他接任了公學第二任總理(校長),同時兼管譯書院。譯書院逐步擴大,還聘請了外國人做譯員,開辦了“東文學堂”,自己培養翻譯人才。不幾年就譯出了大量國外的軍政書籍和教科書,並向全國發行。同時組織翻譯出版了一些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書籍,如著名的亞當·斯密的《原富》一書,經嚴複翻譯後,全套幾十本都是由譯書院首先刻印發行的。較早地在我國傳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使公學這所小譯書院也聞名全國。因此,張元濟校長給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老校友在回憶他時都說:張先生才華橫溢,稟性純厚,熱愛祖國,敢於反抗,他為公學譯書院建立了功績,為我國出版事業積累了經驗。
一九〇三年,公學經費緊縮,譯書院宣布停辦,張元濟先生將停辦的譯書院與當時夏瑞芳先生主持的商務書局合並,正式成立了“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譯、出版、發行,成為我國當時最完整、最大的第一家出版社。張元濟校長在商務工作了幾十年,培養出了大批出版人才。但他不忘母校,積極支持在校師生的進步活動。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淪陷,他秉民族大義,隱居以賣文鬻字為生。國民黨橫行時,他集七十以上高齡著名老人陳叔通、唐文治等致函吳國楨、宣鐵吾,反對鎮壓學生。解放後,他追隨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擔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積極從事進步活動和文史研究工作,並著有多本著作。一九五九年他在上海逝世了,但人們一談到“南洋”,一想到“商務”,就念念不忘張元濟先生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