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论坛 交通大學專版 《老交大的故事》 作者:黃昌勇;陳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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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838
      ChiaoTungChiao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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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大學”校名的由來 餘養吾

      據老校友回憶,交通大學這個校名,是在一九二〇年冬,最先由電機工科第一屆畢業生、一九一一級校友、當時在交通部任職的鍾秉峰提出的。那時剛上任不久的交通總長葉恭綽,為了提高和發展交通教育,一上任就著手進行部屬學校的改組,采納了鍾秉峰校友的建議,提請北洋政府通過,即將交通部部屬的四所學校:北京鐵路學校、北京郵電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和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合並改組為一所學校——交通大學,葉恭綽任校長,並於一九二一年春正式啟用交通大學校名。它包括交通大學上海學校、交通大學唐山學校、交通大學北京學校三部分。

      一九二二年夏,北洋政府改組,葉恭綽下台。隨之交通大學也重新改為兩所學校,即改交大滬校為交通部南洋大學;改交大唐校為交通部唐山大學,改交大京校為交通部唐山大學北京分校(一年後又獨立為北京交通大學)。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建都南京。滬、唐、京三校先後由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並分別改名為交通部第一、二、三交通大學。一九二八年秋,交通部推行合並計劃,重新以交通大學總其名,任命一位校長,以滬校作為交通大學本部。在上海設有電機工程、機械工程、交通管理三學院。改京校為交通大學北平管理學院分院,改唐校為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學院。抗日戰爭時期,三地校址分別幾經遷移,學校名稱也幾次改換,但仍然屬於交通大學一個學校。直到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起,三校先後獨立。在上海的仍稱:國立交通大學;在唐山的改稱:國立唐山工程學院;在北平的改稱:國立北平鐵道管理學院。

      由此看來,當時定名交通大學,有三個意思,一是隸屬關係,交大從一九〇六年改隸郵傳部起,到一九三七年秋改隸教育部前,都屬於交通部門;二是學科設置,學校從一九〇七年冬設置第一個工程學科,即鐵路專科起,到解放初,主要是交通方麵的專業學科;三是畢業生的出路,學生畢業後,大多服務於交通部門。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我國高教事業的發展,情況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交通大學校名早已突破原來的含意。目前,由於曆史淵源而沿用交通大學這一校名的學校在全國有五所:西安交大、上海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新竹交大。

    • #26841
      ChiaoTungChiao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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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雜憶 淩鴻勳(1/5)

      南洋公學究竟創始於何年?當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交通大學與交大同學會聯合在新竹舉行交大七十年校慶典禮中,被邀請致辭之台灣“交通部”沈君怡曾引經據典說,本屆的校慶應是六十九年,而不是七十年。當時頗引起一般同學的疑惑。沈氏所引證的是輪船招商局創辦初期的一些文獻。招商局創辦早於南洋公學十幾年,南洋公學早年的經費一部分是招商局所分擔,該局早期文獻中對於創辦南洋公學自有若幹資料足以考證。可惜我後來一直未曾查得沈君當時所引證之資料,但自此以後,我就留心這個問題。

      記得當我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初考入南洋的時候,我看到一本學校的紀念刊物(似乎是附屬小學十周年紀念刊),載有一個學校大事年表,其中頭一條便是說光緒二十二年盛宣懷氏創辦南洋公學。宣統二年距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不過十幾年,而且當時在校的師長尚有親經開辦過程的,該刊物的記載必有較確實的根據,因此母校創辦於一八九六年一事久已深入校中師生的腦海。後來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學校舉行二十周年紀念,建立第一所圖書館,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十周年紀念,同時體育館落成開幕,並舉行盛大的工業展覽會(其時我正擔任校長),以及以後的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周年的交大校慶,都是根據一八九六年建校的說法而來,何以事隔七十年竟會發生疑問呢?

      南洋公學係盛宣懷氏奏準清廷所建立,其時盛氏係任督辦鐵路大臣(在上海),兼管輪船招商局及電報局,可以專折向清廷奏事。盛氏的一部《愚齋存稿》中有不少有關南洋公學初期之事。這些文獻自是南洋公學校史的第一手最有價值之資料。茲就盛氏幾篇奏折中略舉其有關創校及初期之事分析如後。是否確當,仍待賢達及老前輩之指正。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九月盛氏請設學堂奏折中一段如下“……臣上年在津海關道任內,籌款設立學堂,招選生徒,延訂華洋教習,分教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化礦諸學,稟經直隸督臣王文韶奏明開辦。本年春,又在上海捐購基地,稟明兩江督臣劉坤一籌款議設南洋公學,如津學之製而損益之。……”折中所謂上年即指一八九五年,所謂設立學堂即為天津北洋大學之前身。至南洋公學則所謂本年春間自係指一八九六年的三四月間,所謂在上海捐購基地自係公學所用之土地。在此奏折中,吾人宜著眼於“捐購”兩字。盛氏為具有新學頭腦之人,當其任津海關道時即在津沽設立學校。及南調上海,以上海地位更較天津為重要,而影響範圍更大!盛氏又為江蘇常州人,與上海久有淵源,當其在天津設立學堂之時學堂經費係由津海關解部庫款內撥付,此是國庫之款,劃撥時或不免有如今日之手續問題(但經費中亦有小部分係輪、電兩局擔負)。到調職上海之後,仍兼領輪船招商局與電報局,此兩局皆係官督商辦性質,內有商股,卻可用商捐方法籌集款項。在盛氏辦學奏折中曾屢言“……南洋公學每年經費需銀約十萬兩,請由臣所管招商輪船電報兩局內捐集解濟,以伸報效。……”其後在南洋公學內添設商學堂奏折中,又謂“……所有輪電兩局報效銀二萬兩,洋二萬元,無論如何為難,仍令該兩局捐輸,撥歸上海商學堂……夫以商人報效之資,為振興商務之用,於理至順。……”可見盛氏避免請撥國庫,而利用輪電兩局之係商辦及其本人督辦地位,用捐輸名義,俾得較為方便,誠盛氏辦學之苦衷。因此聯想盛氏於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上奏之時,曾說“已在上海捐購基地”,蓋以盛氏眼光遠大,南洋又有桑梓關係,其對於在滬設校的設計甚為積極,觀於南洋當時校地已購近五百畝,其規模尚在北洋大學之上,上海毗連法租界之土地五百畝所值不貲,而校園內所建之上院及中院兩座龐大校舍及其他建築物亦非巨款不辦。盛氏對於南洋每年十萬兩的經費屢見於奏章內,而購地及建築之費不在少數,卻在盛氏奏稿中查不出有所提及,此款可能也是盛氏設法募捐得來。清廷政治雖屬專製,惟甲午以後已漸有維新之意,疆吏中如張之洞、劉坤一之輩,對於新政已頗能放手去做,盛氏以創辦南洋公學之事早就稟明劉坤一(劉坤一於光緒二十二年二三月間即約盛氏到南京,麵商新政)故敢早購校地。至教學一切細節,則仍在商訂之中。自來關於所謂創立,例如一間學校或一間工廠,其創立之日也許是破土建築之日。也許是開課或開工之日,而學校開課之日也常會在破土建築之前。在台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之開學先係借用台灣大學教室,隨後新竹校舍購地建築,才遷往繼續上課,即為一例。盛氏辦事既甚積極,又得兩江總督劉坤一的信任,又有輪電兩局經費之易於調撥,是則交通大學的校史從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數起,似無庸置辯。

      南洋何以稱做“公學”

      我嚐懷疑盛氏在上海創辦此校何以用“公學”字樣?所謂公學,在中國教育史上,除中國公學等一二校之外,甚少見此稱,以後即未見再用。直至看到盛氏奏折中對於南洋公學經費係由輪電兩局捐助,才了解盛氏當時仍係出於官督商辦之構想,以為校款可自商出,至教務乃是政府大政,應由官方主持,所以南洋當時名為公學,以示不是完全官辦而含有些公開之意,且藉此打開了商辦事業負擔經費之門,以求建教合作。南洋公學初時的主持人稱為總理(當時譯名為Manager)而不稱做監督或堂長校長,亦有些顧及商款之意。直至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清政府成立商部,輪電兩局收回國營,航電與路政劃歸商部主管,於是此校遂改隸商部,名稱亦改為商部高等實業學堂。後來依時局的變換又改為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等名稱,總理改稱監督或校長,而經費來源又加入國有鐵路的收入,於是此校遂完全為一官立學校,而教學則遂注重於交通學術與事業。

    • #26842
      ChiaoTungChiao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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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雜憶 淩鴻勳(2/5)

      南洋初辦時之學科

      盛氏創辦北洋及南洋兩校時,國內尚沒有其他的大學(光緒二十七年,清廷派孫家鼐管理京師大學事務為北京大學之前身)。盛氏奏折中常有頭等學堂與二等學堂之建議。所謂頭等學堂乃指如今日之大學或專門學校,所謂二等學堂,當係指今之預科或中學。在南洋方麵盛氏建議設上院、中院及外院三處。所謂上院在盛氏奏折中即指頭等學堂,中院即指二等學堂,而外院則指所有當時所稱之師範班特班與其他短期學校及小學等。在上海徐家匯校園中早就有兩所龐大的建築物,至今尚稱一為上院、一為中院,為一般南洋及其後上海交大學生所習知。中院一直是附中教室,直至後來大學擴充,停辦附中,原來中院亦成為大學一部分之課室及試驗室。至於外院初隻有此名稱,因多係臨時建置,故並無永久之院舍。其後各種臨時班係(見後)結束,在兩院對麵隔一片大草地建附小校舍,亦並無外院或下院的名稱。

      盛氏創辦北洋與南洋兩校其初旨趣稍有不同。北洋係“……在津海關道任內籌款,設立學堂,招選生徒,延訂華洋教習,分教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化礦諸學……。”(見盛氏光緒二十二年九月請設學堂片)南洋雖在其同一奏片內稱“……如津學之例而損益之。……惟收效旨在十年之後,且諸生選自童幼,……即學業有成亦難驟膺顯擢。……相需方殷緩不濟急,……擬在京師及上海兩處各設一達成館,取成材之士,專學英法語言文字,專課法津,公法政治,通商之學,期以三年,已通大要,請命出使大臣奏調隨員悉取於兩館,俟至外洋俾就學於名師,就試於大學,曆練三年,歸國之後,內而總署章京,外而各口關道,使署參讚,皆非是不得與。資望既著,即出使大臣總署大臣之選也。……其設館之地,京師由專司學政大臣酌定,上海附於南洋公學。……”其範圍包羅之廣與北洋不同。

      上節所謂達成館後來究竟有無開辦,筆者未能查證。惟早年在校未嚐聞有此名稱。就上所說,我們可見盛氏當年創辦南洋公學其目光甚為遠到。以上海為東南人文薈萃之區,意欲把南洋公學為培養各項及各級新政人材之大本營。為謀根本計,不得不從小學始。“諸生選自童幼,收效旨在十年以後。”但為師資計,又不能不先開師範班。又以“相需方殷,緩不濟急”,不能不辦“特科”。又想在京師及上海兩處各設一達成館,上海設館之地附於南洋公學。而同時附設在南洋公學者,尚有譯書院(見盛氏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奏)。曾請嚴複氏譯《原富》一書,伍光建氏譯《英國商律全書》(俱見盛氏前奏)。又以日人在上海創設同文書館,日議員曾來南洋公學參觀。盛氏因又聘兼通中學之日本教習來華,在南洋公學內附設一東文學堂,以利翻譯日文書籍。“責成譯書院會同公學及東文學堂分別參訂……”由此可見南洋公學創辦之初,盛氏對於此校實有其一貫之遠大計劃,縱的由頭至尾,橫的包羅萬象。後來交大成為一專業之大學自係由於路電輪三事收為國有改隸商部專管的緣故。

      南洋早期的總理與監督

      南洋公學為盛宣懷氏所創辦,並身兼公學督辦,以言公學早期師長,自應稍述盛氏之一生。盛氏生於前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為江蘇常州人。其父與李鴻章氏有舊,當李鴻章氏由湖北督師入陝,防剿回亂,即招盛入幕。未幾李氏複任盛氏會辦陝甘後路糧台,深所倚重。盛氏雖中了秀才,但幾次鄉試都不第,而獨留心於經世之學。當李氏執北洋之牛耳,盛氏即向其建議先辦鐵路與電報,以謀富強,於是集商股,設電報總局,盛氏任督辦,又兼任輪船招商局總辦。

      盛氏對於創辦新政深知儲才為要務,於應詔陳言時已屢向清廷有所陳述。當其任津海關道時,即籌款在津沽設立學堂,為後來北洋大學之前身。旋建議在上海設立南洋公學,曾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氏詳擬南洋公學章程,在上海捐購地畝,於光緒二十二年開辦,自兼督辦。盛氏於是年被派為鐵路督辦大臣,在上海辦公,在此後六七年間,對於公學事親為設計領導,延攬人才。盛氏後在宣統末年任郵傳大臣,以執行國有鐵路政策,操之過激,致川民反抗,導致武昌起義,清廷遂覆。盛氏雖為政治上一犧牲者,然對南洋公學則為一首創之功臣。

    • #26843
      ChiaoTungChiao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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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雜憶 淩鴻勳(3/5)

      盛氏創辦南洋公學時,係延請何嗣焜先生為第一任總理(英文譯稱Manager),美籍福開森先生(John C. Ferguson)任監院(英文譯作President)。依英文的譯名,監院的地位乃甚高,所有校舍的規劃、課程的安排、教師的延聘,除中文部分外,皆由監院主之。福開森先生不但於南洋極有關係,亦係清末民初對於中國政治外交文化等極有關係之人,筆者稍後當另有記述。

      何嗣焜先生字梅生,江蘇常州人。同治初年以諸生從淮軍與太平天國軍轉戰蘇常間,其後曆官南北,敘三品銜,以知府用。光緒二十二年由盛宣懷奏調任南洋公學總理。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何氏在公學任內為兩江總督草擬有關新政計劃,“方擬案屬稿,擲筆遽逝”。是年十月,劉坤一與盛宣懷會奏清廷,請將何氏學行宣付史館立傳。其會奏文中有雲:“……光緒二十一年與臣坤一互相討論奏設南洋公學,以參佐擘劃,必須明體達用之才,經奏派該員兼充南洋公學總理(按光緒二十一年即有設立南洋公學之奏,可見翌年開始設校不為無據)。數年以來,公學之規模考查,鉤稽權衡,靡不中於事理。而公學之營造法式,教育章程,尤為該員心力之所專……。”可見何氏當年創校時締造經營,不遺餘力。

      繼何氏任總理者為沈曾植氏。惟在沈以前,曾一度由張元濟氏攝任。聞之秦師景陽(汾,當時為預科生)。何梅生先生以腦充血逝世後,張元濟先生曾在公學發出通告說:“梅生先生總理公學有年,一朝遽逝,悲痛良深。經督辦麵囑敝人暫攝其事……。”張氏其時諒已在校任教,張字菊生,浙江海寧人,與唐前校長蔚芝同時考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章京,戊戌(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政變,張氏竟因上疏言事革職,張氏在公學時間不到一年,其後久任商務印書館之事。盛宣懷氏於光緒二十七年奏派沈曾植氏繼任南洋公學總理。沈字子培,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一八八〇)進士,任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盛氏奏請派委奏折中稱其“……品學粹然,平日講求經濟,於各國公法條約閱曆甚深……”。沈氏亦為唐前校長之業師,唐師的自訂年譜中稱沈氏“博雅閎通,舉世殆無其匹”。沈氏在校時間亦不長,未幾奉外務部奏調回京,由盛宣懷氏於光緒廿八年九月又奏保翰林院編修汪鳳藻氏繼任總理。奏中稱:“素稔汪員學術宏正,兼貫中西,足為多土矜式……。擬請將其留於上海,總辦南洋公學事宜……。”又在同一奏折中附陳:“該學總提調一員有督率生徒稽察課程之責,甚關緊要。查有候選知府伍光建誌堅行卓,尤邃西學,堪以派充……。”汪氏任公學總理多久,未得其詳。其後有張美翊氏,字讓三,寧波人,似亦曾任總理。當筆者繼任南洋校長時,曾與之一麵。惟其在校年月不詳。此外尚有王清穆先生,字丹揆,崇明人。光緒十六年進士,與唐蔚師共事清廷,過從至密,似亦曾任公學總理。筆者任校長時曾偶然得其來信,且曾寄我玉照一幀,至今尚存。

      查盛宣懷氏在上海擔任督辦鐵路大臣,係自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起至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計約有十年之久。由光緒二十二年兼任南洋公學督辦,至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清廷設立商部,將南洋公學改隸商部後,盛氏不再管理公學之事。後來的總理或監督人選當非盛氏之所奏保。

      商部成立後,接管南洋公學,改名為商部高等實業學堂。所有初時之師範班特科譯書院等,早已停辦。商部聘請楊士琦氏為實業學堂監督。楊字杏城,安徽人,亦清末一新政人物。其時正在新成立之商部任右參議之職。複繼盛宣懷氏兼任招商及電報兩局總辦,留滬辦事。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唐師蔚芝正任職農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書,以丁太夫人憂開缺。是年清廷設郵傳部,轄船電路郵四政,高等實業學堂亦改隸郵傳部。翌年(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郵傳部尚書陳璧奏派唐師為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十月唐監督到滬任職。其自訂年譜有雲:“……前任監督久不到校,頗形廢弛,爰力加整頓……。”所謂前任監督是否即楊士琦,抑楊後唐前另有一監督,則尚待查考。計自光緒二十二年建校至三十三年的十一二年間,此校總理或監督已六七次易人。唐監督蒞任以後,始專任其事,遷住校中,一直連任十有三年之久,為交通大學有史以來任職最久之一位監督及校長。校中基礎才告穩定,而進入發展的時期。

      南洋早期的師生

      南洋開辦之初,先設師範班與小學,招收師範生二十名,使之半教半讀,其中不乏中年飽學之士。以筆者所憶,則吳稚暉、鈕永建、章太炎諸元老皆為當時之師範生或預科之教員。中國國民黨史編纂會所出版之《吳敬恒先生傳記》說:稚老於戊戌年到南洋公學任學長,月薪四十兩。先生提倡群智會,行學生在教堂輪講製,學生中有章宗祥、胡敦複、曾鎔甫、李福基等。稚老自後時參加南洋同學會之集會。鈕惕老則曾任南洋體操教員。此外十幾名的師範生中尚有不少知名之士,揆其年當在九十至百歲左右。

    • #26844
      ChiaoTungChiao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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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雜憶 淩鴻勳(4/5)

      現在台任中華工程公司董事長吾師秦景陽先生(汾)為餘言,南洋的確於一八九六年開設師範班,翌年其兄(沅)即考入該班。其時中院房屋已先建造,師範生中多在前清已有功名者,秦師記憶所及,當時師範生中尚有王培孫(其後創辦南洋中學)、章宗祥(後任駐日公使)、林康侯(名祖璿,曾在校任職員,其後有聲於金融界,數年前才在港逝世)。秦師係庚子年(一九〇〇)考入預科,與胡敦複先生(其後創辦大同大學,現僑寓美國西雅圖,為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胡新南之尊人。)同為十五歲,而班次胡高於秦。庚子年北方發生拳亂,天津北洋停課,吳稚老原在北洋任教,至是則返南洋任教。

      秦師又言“特班”之設係為年事較長而已考取拔貢或舉人者,其時年齡多在三十歲左右。其中有王世徵(閩人,舉人)、項驤(舉人,其後出洋遊學,習法科,宣統元年留學生考試授翰林院編修)、貝壽同(蘇人,習建築)。其時學員皆未習英文,進特班才授以英文,或在中院補習。又言光緒廿八年那年(一九〇二)校中發生一件所謂“墨水瓶”風潮。當時有位中文教員郭某,大約有點老學究的風度,以授課之預科乙班學生(秦師在預甲班)給他一次捉弄,把一瓶紅墨水偷偷放在這位郭老師的坐位上。郭老師坐上後,立即染得衣服一片紅色。當時郭老師質問是何人所做之事。大家都不敢做聲。結果有一位姓楊的同學把放墨水瓶的同學指出來,郭老師要求把這位學生開除。這本來是一件頑皮學生所鬧之事,大約因學校當局要把這個學生開除,於是軒然大波以起,發生全體學生退學之事。

      據《蔡元培自述》一書所載:“我三十五歲(按為民前十一年即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那時候南洋公學還隻有小學及中學之學生。因沈子培監督(曾植)之提議,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擬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將來經濟特科之選。我充教授,而江西趙仲宜君,浙江王星恒君,相繼為學監。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我批改。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學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教他們,他們就試譯書。每月課文一次,也由我評改。四十人中以邵聞泰(原注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徵、胡仁源、殷祖同、謝澄(原注今名無量)、李淑同、黃炎培、項驤、貝壽同諸君為高材生。……”蔡氏自述中又有下列之一段:“……民前十年(一九〇二)學生全體退學,……我亦離開公學。……同任教員的吳稚暉、章太炎諸君都喜言革命,……我在南洋公學時所評改之日記及月課已傾向於民權與女權的提倡……亦公言革命。”其時公學退學之學生一部分自組愛國學社,蔡氏亦為學社教員。蔡氏原係清末科舉出身,為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嗣長中央研究院多年,其事跡為世人所習知。胡仁源字以珊,在民初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及教育總長,為南洋學生入閣最早之一人。蔡氏所謂高材生皆各有千秋。南洋因一墨水瓶之小事而惹起愛國運動與革命思想,其後五四運動時,蔡氏適任北大校長,他的所謂學生運動已是第二次了。

      早期派生出洋留學

      南洋公學何時起派生出洋留學,早期又有何人自費或公費派赴國外深造?追憶起來頗不容易。上節所述,學生因墨水瓶案而退學之後,胡君敦複於考取江蘇省官費赴美,秦師景陽則轉入北洋,由北洋派赴英留學,胡君仁源、張君鑄亦同時赴英留學,習造船。南洋早年辦過一期商科,何年畢業不複記憶,其中有楊錦森、楊德森、林則蒸(鞠惟)、胡鴻猷(徵若)、趙景建(君簡)、徐經郛(守五)等幾人,皆曾赴美留學。唐蔚老的自訂年譜中,述及到滬長校之年即派送商科畢業生楊錦森(原書作生)等六人赴美深造,是否即上述六人容有出入。楊氏昆季中,德森先生回國後於宣統三年,應清廷留學生考試及格,授商科進士。錦森先生亦參加留學畢業試,得商科進士,於宣統二三年間在母校教授英文,筆者也是他學生之一。林君則蒸回國後不久在京滬鐵路會計處任副處長。胡君鴻猷回國後任交通部科長,兼任北平鐵路管理學校校長。趙君景建亦曾在北平交通部任職科長。徐君經郛久在滬校任英文教員,兼附屬中學主任。以上諸君除二楊外,其他皆曾與筆者共過事。

      早年老同學中赴日本留學者想不乏人,但查考頗難。房君兆楹氏所輯《清末民初洋學堂學生題名錄》中,查有章君宗祥字仲和,於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底由“南洋官費”派赴日本帝國大學習法科;章氏其後任駐日公使。其兄宗元字伯初,亦係南洋老學生,後任唐山校長多年。又房氏題名錄中注明“南洋官費”赴日留學者尚有唐君在禮,字執夫,光緒廿四年底赴日本入炮兵學校。其弟在賢亦南洋學生,宣統三年回國,應工科考試,授職翰林院庶吉士。房著又有遊壽宸等二十人,光緒廿八年以“南洋官費”派赴日本成城學校。張邦華等十九人,光緒廿八年三月以“南洋官費”派赴日本弘文學院普通科肄業。此兩批共三十九名之多,其中並無知名者,其事亦從未聞及,而房著想必有所本。此外早年以自費赴日留學者在房著中尚有陸規亮與陸夢熊二人,均於廿八年赴日。前者鬆江人,回國後曾在滬校任事多年。筆者初入滬校時,陸氏正任齋務長。後者回國後於光緒三十四年應清廷留學畢業生考試,得商科進士,授職翰林院檢討。其後供職於北平交通部,任該部首席參事多年,一度任次長,亦曾兼任北平郵電學校校長。

    • #26845
      ChiaoTungChiaoTung
      管理员

      校史雜憶 淩鴻勳(5/5)

      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起,先後向法比等國借款興築平漢、正太、隴海等鐵路,需要各級熟諳法文人員。除辦一法文學堂為培養普通員司外,並曾選派一批工程學生赴法比兩國留學。其中由南洋公學選派者,有王君壽祺(字稼成,曆任平漢鐵路工務處長),張君葆熙(字淑滋,亦任平漢鐵路工務處長),程君文勳(字韋度,留比,曾任萍鄉礦務局科長、平綏鐵路處長),程君文熙(字侯度,曾任鐵路機務處長),鈕君孝賢(字誌伊,曾任鐵路機務處長、交通部路政司幫辦)。此外容尚有幾人,不盡憶及矣。

      南洋初期亦有學生赴英國留學,如秦景陽師(汾)係轉北洋後由北洋派遣者,胡君以珊(仁源)、衛師心薇(國垣)、張君劍心(鑄)差不多同時在英,其費別不得其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滬校第一次有鐵路科畢業,為中國有史以來鐵路工程專科畢業之最早者。是屆畢業生隻五名,其中派赴英國深造者計有吳君思遠,回國後一直在鐵路上任工程師數十年,筆者任粵漢鐵路工程局長時延為總段長,為我前輩,後來成了忘年之交。高君恒儒事跡不詳,胡士熙先生(春台)後來曾在滬校任教授多年,筆者為其門生之一。潘君善聞(禹言)後來改入銀行界,為北平中孚銀行經理。此外第一屆畢業者惟鄭君家斌未赴英,亦在鐵路任工程師數十年。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鐵路科第二屆畢業生中有王君繩善,亦於畢業後赴英留學,曾任湘鄂段機務處長及母校機械科長。

      早期南洋學生的行業

      早期南洋既辦有師範班、特班、譯書院、商務科、東文班、商船科等各種不同的科目,且辦有附中與附小,附中與附小畢業後又不一定入上院或選修工程科,一部分係轉向其他行業活動,故在民前之十幾年及民初幾年中南洋所出之人才各行俱有,範圍非常廣泛。例如外交界中,汪榮寶、章宗祥、唐在賢、曾宗鑒、徐謨、葉公超諸君是其例之著者。曾君宗鑒為南洋附中第一屆第一名畢業生,後任外交部次長及鐵路部次長。徐謨君與筆者於清末為附中同班同學。附中畢業後,改入北洋大學習法律。旋以外交官考試第一名進入外交部,遞升至上海特派員、外交部次長,出使土耳其國大使及海牙國際法庭法官。葉君公超於民國元、二年間在南洋附小肄業,其學名為崇智。嗣以家中北遷,遂改入南開,入外交部後,久任部長與大使,蜚聲國際。南洋學生改習軍事者大約不多;筆者憶及除上述留日學生唐君在禮外,尚有溫君應星係南洋公學時期學生,離校後赴美,西點軍校畢業;回國曆任軍警職務,位至中將,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在美逝世,葬於西點軍校墓園。南洋早年固辦有商科,早年同學中如徐恩元、吳榮鬯(震修)、徐新六(民廿七由港乘機赴渝為日機所襲擊遇難)、林祖璿(康侯),為銀行界知名之士。至工科學生中改業銀行者,如潘善聞(首屆鐵路科)、鍾鍔(電機科),皆在銀行界有顯赫之聲譽。後來上海及北平兩校皆添辦管理科,則在工商、經濟、金融各界露頭角者更多,自無足異。至於在教育界及工程界則人才自應更多。

      中國家族觀念較重,每有父兄進入一校,而其子若弟亦往往以進入同一學校為榮。南洋辦理較早,而同一時期第一流學校又少,所以此種現象頗為顯著。筆者手中並無於此之統計資料。就記憶所及,則以徐氏幾昆季最為突出。徐名材(化工)、名植(機械)、名標(土木)、名模(化工)、名樸(管理)、名樞(土木),六位親兄弟,及其妹雲裳(化工),同入一學校,可謂最難得。此紀錄也許未被打破。又兄弟四人者有徐恩元、恩第(電)、恩曾(電)、恩培。又徐承燠(管理)、承礦(土木)、承熙(管理)、承然。三人者有徐維震、徐維綸、徐維明。兩人者有徐佩璜(化工)、徐佩琨(土木)。以上皆姓徐,豈以學校所在為徐家匯,故徐姓兄弟特多歟。此外兄弟四人者尚憶有胡敦複、明複、剛複、憲生。三人者有席德懋、德炳、德炯。鈕因祥(機)、因果(機)、因楚。陳體誠(土木)、體欽(機)、體榮(電)。此皆就清末民初者而言,隨後或有更盛者,至於祖孫父子同一校者,七十年來諒必大有其人,倘同學中能作一調查,足為校史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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