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最早一次的学界风潮要数南洋公学的“墨水瓶”事件。

“墨水瓶”事件的起因是国文教习郭镇瀛禁止学生阅读新书和《新民丛刊》等进步刊物，造成师生关系紧张而引起的。1902年11月5日，郭镇瀛到中院五班上课，走进教室，他发现师座上有一只倒空洗净的墨水瓶，便认定此乃生徒羞辱其“肚中无墨”，是大不敬。他恼怒万分，严词诘问，要求追究肇事者。五班学生都回答不知何人所为。郭镇瀛就严令靠近讲台的几位学生必须在三天内查明答复，“迟则加罪”。三天以后，仍没有查清墨水瓶何人所放。11日，在郭镇瀛恐吓之下，年纪较小的学生杨之福称墨水瓶系平时“屡与为难”的伍正钧所置。13日，校方应郭镇瀛要求，将无辜学生伍正钧及坐在其两旁的陈承修、贝均三人一并开除。随即五班学生一片哗然，14日全班学生到公学总理（校长）汪凤藻处申辩力争，但无效果。汪凤藻是江苏元和人，同文馆英文班毕业生，1902年春被盛宣怀任命为南洋公学总理。

“墨水瓶”事件后部分离校学生

当晚，全班决定次日全部退学，并去各班演说。五班学生的行动得到全校学生的同情。次日晨，由每班派出一名代表向总理汪凤藻请求收回成命，辞退郭氏，开除杨姓学生。汪凤藻没有答应，反而以学生“私自聚众演说，大干例禁”为由，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学生们据理力争，但汪凤藻不为所动，还大发雷霆，决意要“以此示儆”。学生们遂回校收拾行李准备集体离校。南洋公学特班主任蔡元培劝请学生们少安毋躁，在他一再劝说下，学生们约定：“明晨十点钟前，总办去则某等留，否则某等行已决”，意志十分坚决。蔡元培当晚去见公学督办盛宣怀，盛却以“别有要事”为借口避而不见。11月16日晨，全体学生在操场整装列队，等候交涉结果，至10点钟未见回音，就三呼“祖国万岁”，按从低班到高班顺序，排队出发，离校而去。步行到静安寺张园，由特班生贝寿同向公众宣布退学缘由，指斥教习、总理以奴隶对待学生，抑止学生言论自由等。演说完毕集体合影而散。素有民主思想的蔡元培先生也愤而辞职，跟随学生一起离校。

事件发生后，郭镇瀛自知难卸其职，便惶惶返回老家。汪凤藻也自知无法向盛宣怀交差，只能一走了之。当天午后，盛宣怀派刘树屏和张美翊拿着自己手谕想来挽留学生时，为时已晚，学校已是人去室空。此时盛宣怀惊呆了，经营多年的南洋公学一夜之间竟如此萧条，于是派人四处活动劝说学生返校读书。在校方劝说和家长威逼之下，少数学生回到学校，但退学者仍有145名。

大部分退学学生离校后并没有星散，他们想自办“共和学校”，可苦于没有经费，便请求中国教育会予以帮助。中国教育会成立于1902年4月，由蔡元培、蒋智由、叶翰蓝等人发起，蔡元培任会长。为了帮助南洋公学退学学生渡过难关，中国教育会决定收留学生。11月19日，教育会与退学学生集议张园，决定创办爱国学社。然而，成立仅半年的教育会自身也没有经费，会长蔡元培赶赴南京向人借款。刚到上海码头时，家人奔至泣告，说其长子病死。蔡元培挥泪嘱托他人代办丧事，然后义无反顾，登轮而去。11月下旬，爱国学社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章炳麟、黄炎培、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师。

爱国学社的成立不仅使退学学生有了一个求知的场所，也是蔡元培等人实施民主教育的试验田，更是开辟了一块传播自由思想的新天地。爱国学社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己任，学社最富特色之处就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学生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住宿生也实行自治，高年级学生还充当低年级的教师。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校内师生们经常聚议时政，高谈革命，民主自由气氛颇为浓厚。学社还出版《童子世界》（又名《学生世界》杂志），鼓吹革命。爱国学社“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革命大本营”。1903年5月爱国学社部分师生还参与了《苏报》的编辑事务，使之成为学生发表言论的园地。不久，《苏报》因刊载邹容的《革命军》而遭到清廷的查封，章炳麟被羁押，邹容死于狱中。爱国学社亦因“苏报案”受到牵连，于同年７月被迫解散。

由一只小小墨水瓶引发的这场风潮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进步舆论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很高评价。《苏报》从11月20日起，特辟《学界风潮》专栏，率先声援南洋公学学生的正义斗争。《新民丛刊》发表署名“爱国青年”的文章《教育界之风潮》，则更将此事件喻为“一声霹雳”，称“公学革命，其中国革命之先声乎？其黄种革命之影响乎？”在“墨水瓶”事件的影响下，1902年至1903年，浙江浔溪公学、江南陆师学堂、浙江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杭州蕙兰书院等相继发生学生退学、罢课、集会等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一时酿成声势不小的“学界风潮”。

作者：郑茂摘编自《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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